泰山学者-李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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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继生撰
关键词:泰山、蒙山、三皇五帝、伏羲女娲、雷泽、炎黄、汶泗流域
提 要:本篇运用大量古籍资料和史学研究新成果,结合考古新发现及笔者对众多的古遗址、古地名之考证,全面而深入地论证三皇五帝及夏、商、周三代之祖盖源于泰山、蒙山前的古雷泽一带和古冀州汶泗流域。这里既是三皇五帝活动的中心,也是三代之祖的原始居地;既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诞生地,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从多方论证了“以嵩高为中,乃吾族西迁后事”的历史真实,从而拨开笼罩历史天空达两千多年的迷雾:三皇五帝,特别是其中的炎黄及其裔三代之祖均源于东方,后西迁中原。

远古帝王主要指三皇五帝及其相关的盘古氏、女娲氏、无怀氏、有巢氏及蚩尤、少昊等部落首领。三皇五帝是古代传说中的帝王,现代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多认为是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
周礼R26;春官R26;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学术界以为其说起于战国。三皇五帝究竟为何许人也?传说不一。西汉经学家孔安国《尚书R26;序》和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为是伏羲、神农、黄帝;司马迁《史记R26;秦始皇本纪》以为天皇、地皇、泰皇,系指天神、地神、人神太昊;唐司马贞补《史记R26;三皇纪》以为伏羲、女娲、神农;东汉班固等编撰《白虎通》以为伏羲、神农、燧人。五帝也有几种说法:《帝王世纪》:“少昊、颛顼(高阳)、高辛、尧、舜”;战国史官撰《世本R26;五帝谱》、西汉戴德《大戴礼R26;五帝德》、《史记R26;五帝本纪》:“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笔者综上所述,三皇以伏羲氏、燧人氏、神农氏为纪;五帝以《史记R26;五帝本纪》为纪。此文即以《帝王世纪》、《五帝本纪》为本。晋代文献记载:皇甫谧表弟梁柳曾在山东任城阳太守,得先秦古籍送谧,因作《帝王世纪》传世。史学家王献唐认为:“皇甫谧乃尽合经纬二派,并炎黄两族史迹,纂为《帝王世纪》。上下通为一史,开后世之古史籍之先河,其功甚伟。”1
据近现代著名史学家及笔者之研究,再结合考古新资料,证实远古帝王及夏商周三代之祖盖源于泰山和蒙山地区。这里恰恰是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原生地和集中地。
泰山,古称大山、昆仑山、岱山,又称岱宗、泰岱、东岳。它位于广袤的华北大平原之上,巍峨峻拔,雄伟壮丽,古谓“中央之大山”。西汉刘安《淮南子R26;地形训》:“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鱼盐出焉。”其地层以25亿年之前的太古界泰山群为主,是一套巨厚而复杂的变质岩系:向东延伸与鲁山、沂山群相连,共同组成泰沂山脉,成为齐鲁大地的脊梁;向东南延伸与徂徕山、蒙山相接,与北来的沂山群相连,结体为沂蒙山区。
蒙山,古称钟山、崇山、苗山、会稽山。这里是柴汶河和泗水及浚河的重要发源地。春秋时属鲁,位居鲁东,又称东蒙、东山。故《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它发脉于泰山,跨平邑、蒙阴、费县、沂南县境,绵亘75公里,素有“九州之巨镇,巍然敦大观”之称。它怀抱古雷泽,左揽沂沭之河,右携汶泗之水,湖泊遍布,川流纵横,不仅宜于古人类生息,更宜于东夷人开发农渔畜牧及手工业。
泰、沂、蒙之山凌驾于鲁中丘陵之上,形成三角鼎立,而这三座大山的周围便是最适应古人类溶岩穴居的古生界寒武系和奥陶系地层。同时也是后来者——东夷人躲避大洪水的“安全岛”。约在6000年前,泰沂山区为山东岛,鲁西南、鲁西北均为海和湖;在5000年前左右的大汶口文化时期,泰山、蒙山一带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宜人类的生存。从动物遗骸、孢粉组合、硅酸体等有关环境资料分析,这时气候温暖而湿润,属亚热带景观。在5500年前的早期阶段,处于大西洋期,又称之谓气候最宜时期,温度比现在高5℃左右,降雨量较多,植被以阔叶林为主,并含少量亚热带成份:森林茂密,草木繁盛,水域宽广。东夷人就是在这种优越的自然环境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大汶口文化和中华文明;4000年前左右, 尚有原始森林和野象等大型食草动物,至夏商时,这里仍是气候温暖,草木蕃茂,大象出没。
泰沂山区位于黄河下游。黄河在历史上曾多次决口、改道,仅在两汉400多年间就决口达16次之多②,每次决口、改道就是一场毁灭性的大屠杀。而中国第一大河的长江却与黄河相反,是一条慈善河,为6300多公里的流域之人民带来了众多的利益。但他在历史上却出现较迟,当黄河流域已达到相当高的文明水准时,长江流域还是一片蛮荒。长江与黄河相距甚近,而中国文明却发生在黄河,这使不少未深入研究泰沂山区自然环境背景的中外学者甚为疑惑。尼罗河泛滥后留下的是沃土,孕育了埃及古文明;黄河决口后留下的却是一片黄沙。然而就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因有泰沂山区这座“诺亚的方舟”而孕育了古代文明。
泰沂山脉和沂蒙山区,东临大海,西襟黄河,南瞰江淮,背依古济水,四渎环围,物华天宝。正因这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泰沂、蒙山地区成为东夷人繁衍生息的中心地带,为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孕育了著名的东夷文化、海岱文化,并为夏、商、周三代文明奠定了基础。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就居住着四五十万年之前的“沂源猿人”和五万年前的“新泰智人”。新石器时期,这里是三皇五帝活动的中心,诞生了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夷族系列文化。春秋战国时,由于盛行“阴阳五行”之说,泰山遂为东方的总代表,使其成为大山崇拜、东方崇拜、太阳崇拜、天地崇拜、生命崇拜、道德崇拜的结晶体:按阴阳家之说,泰山是阴阳交代之处;按天人合一之论,泰山是天地相交之地;按五行东方为木,木是日出扶桑之地;按四时东为春,乃万物发育之所;按五常为仁,仁是天地之大德;按八卦为震,震是紫气之源;按九天东为苍天;按星宿为苍龙星座,故“泰山为龙,华山虎”。所以泰山当然就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被誉为“五岳独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苏秉琦在《加强泰山大文物的研究》③中认为:“泰山是个大文物,是东方部落原始文化的神山。”清代方志学家阮元在《泰山志R26;序》中言:“山莫大于泰山,史亦莫古于泰山。”
诗经R26;鲁颂R26;閟宫》:“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奄(奄国在曲阜)有龟蒙(龟山与蒙山),遂荒大东(据而有之)。至于海邦(音封,边之意),淮夷来同(来朝见)。莫不率从,鲁侯之功。”这是春秋初,鲁臣为鲁僖公派兵伐淮夷获胜而告祭祖庙所作之歌。其优雅动听的歌声将泰山、龟山、蒙山、大海自西而东连为一体,这博大精深的海岱文化内涵着实让鲁侯欣喜若狂,引以为荣。
原山东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学海在《东土古国探索》④中说:“国家的诞生标志着文明的开端,文明起源实际上就是国家的起源,黄帝登帝位就是文明之始;城的出现并不标志国家的诞生,都城的出现才是国家的诞生,东方私有制的出现到国家的诞生,大约走了近千年的历程。”中华文明虽然是多元论,但最早迎来文明曙光的是以泰沂、蒙山为中心的东夷人。这是多种古史资料看法一致、近现代史学家一再论述和考古资料多次证实的事实:远古人最崇拜的中央之大山泰山和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的蒙山是中华原始民族和远古帝王活动的中心,而那座自汉武帝之后困惑世人两千多年的神秘大山昆仑山,也顺理成章地被近现代知名史学家台湾著名学者苏雪林女士及大陆何幼琦、徐显之、何新等破译为泰山;让司马迁也难以断言的《山海经》中的神鬼怪兽早已被释为4100年前,分布于山东中部泰山、沂山、蒙山周围的氏族部落图腾文字画。儒家以为《山海经》系尧舜时期;道家以为是黄帝至禹夏时;当代学者皆定为4100年前之事。围绕昆仑山的七条大河、三个大海在泰山、蒙山的地望上得到了合理解释:赤水即沂水或汶水、若水(弱水)即汶水、流沙即泗水、洋水即沭水、青水即肥河、黑水即小清河(今黄河下游)、河水即黄河;南海即今黄海、北海即今渤海、古渤海即今巨野泽。所以,泰沂、蒙山一带古谓中土、中都、中央之国、中国、冀州,是政治文化中心,故必是古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为还历史真实,特将远古帝王之历史渊源稽考如下。
一、三皇盖源于蒙山前的雷泽一带
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R26;神话时代》⑤中言:“有一些历史学家非常瞧不起神话在历史中的实质地位,但神话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的历史如果没有神话部分,这个民族不过是一群木偶而已。从神话的内容,我们可据以了解初民的生活背景和人文反应。”他在书中还将中国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神话时代、传说时代、半信史和信史时代。以此而论,伏羲女娲与盘古、燧人、无怀、有巢氏、神农氏为神话时代,古人奉为神;而黄帝至尧舜为传说时代,即半人半神;夏商为半信史时代;西周至当今为信史时代。李学勤在《女娲传说与其在文化史上的意义》⑥中说:“任何一个民族古史的开端必然是和神话结合在一起的,而神话里也必然包含着真实的历史内容。从晚清到民国出现了疑古思想,从信古、疑古到释古、考古是个过程。古史里有神话,神话里有史实的因素。”人类始祖伏羲女娲、燧人氏、神农炎帝及与之相关的创世主盘古和蚩尤都起源于蒙山太平顶前的汶泗上源雷泽一带和沂沭流域。
1、伏羲女娲及其族裔。
关于伏羲女娲的传说,最早见于战国时的《山海经R26;大荒西经》、《楚辞R26;天问》及《淮南子》等,1942年在湖南长沙所出土的战国楚国帛书上讲的就是伏羲女娲的古史,说明那时在这一地区就流传甚广。
雷泽与华胥氏 《山海经R26;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宋太宗命李昉等辑《太平御览》引《诗含神雾》:“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春秋世谱》:“华胥生男子为伏羲,女子为女娲。”
华胥氏为太昊之母,为母系鼎盛时期,即史称“女儿国”之首领,华族之祖,相当于大汶口文化早期,距今约6000年左右,《列子R26;黄帝》言华胥国为理想之国:“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已,不知疏(关系近远)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由此可见母系社会太平盛世一斑。
雷泽又称服泽,《墨子R26;南贤中》:“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 “尧得服泽之阳”。王献唐认为:古“华”读“敷”。王子襄《泗志钩沉》:“泗水东七十里伏山,亦作服、负、浮、包,亦名浮丘……所居有泽,因名莱泽,音特作雷泽……湖心突起攒石,立秋后水泄石窦,其声如雷,雷泽之雷义起于此。”故雷泽亦名服泽。清光绪《费邑古迹考》也言:湖中有漏眼,“石穴天成,大如车轮……春夏积水,秋冬涸竭,将漏之时,声闻数里……水盈时,周围可二十里”。旧志书言在泗水治东60里,北有伏山,伏山之名既与伏羲有关。史书又言,古谓在鲁西南今菏泽市。今考尚留存的古雷泽遗址,位于蒙山太平顶前,即以平邑县仲村镇回龙庙村为中心的广阔低洼地带:东至龙居庄,西至泗水贺庄水库,北到仲村镇岐山庄南的兴民村,南达白马村、舜帝庙村,共计68平方公里。这一带就是古雷泽区,源于浚河与泗水上游。原是一片湖泊,后为沼泽地,建国后逐渐干涸。至今这一地带仍叫雷泽或服泽。据陪同考察的《平邑县志》主编徐斌讲:“古雷泽区至建国后还存留,约有四五万亩的水域,在泗水历山镇及平邑的平邑镇、仲村镇之中,有20多个村庄,与古文化、古遗址有关的自北而南有岐山庄、回龙庙、临城村、荒里、马日头村、牛家庄、庞君庄、原宪屯、流庄、舜帝庙村、白马庄、凤凰庄、贺庄等。我的家在临城村,原名小粮庄,小时候到处是水,经常在高梁地里摸鱼。”回龙庙村村民亦讲:“我们庄原来叫龙庄,因庙里有龙神,后来龙跑了,玉皇大帝大发雷霆,龙又回来了,所以叫回龙庙。从此这个雷泽湖也叫雷震湖了。我们庄的西边叫漏泽湖,听老人传,过去经常有水桶漏进湖底,后来却在西边泗水的泉林捞出来了。建国初,每到盛夏初秋,这里还是一片汪洋,只能种一季高梁,每到快砍红高梁时,满地里是大红鲤鱼,有的竟有三四斤重,老人说是龙王爷爷送的礼物。到了1958年之后在西北开水渠,把水引入泗水的贺庄水库。后来又在东南治理了跃鱼沟,增加泄洪,开渠放水。从那之后,才有了真正的农田。不过至今,我们庄周围仍然是遍布湖水。”笔者乘车考察时,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庄稼,这里是个天然的大盆地:北方与东方被蒙山所围;南方与西方为尼山山脉的历山和凤凰山所环绕;中为湖泊干涸后的沃洲。今舜帝庙村北有明代碑,题曰“雷泽湖”。
近几年在雷泽东缘平邑镇白庄村西的天然岩洞里,出土了约8万年前左右旧石器晚期的打击石器、石斧、石锤、兽骨、李氏大象等;在湖北缘仲村镇南北昌乐和原宪屯、临城之间出土约万年前左右细石器时代的石器达180多件;西缘与南缘有众多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
但查《中国历史图册》先周无雷泽,巨野泽见于西周;大野泽出于战国,在巨野泽北。笔者疑为后人将大野泽误为雷泽。所以《汉书R26;地理志》曾释“在济阴城阳县西北”。但王献唐以为泗水之雷泽较菏泽之雷泽更古老。
关于华胥氏,笔者今考泗水东北和华村水库周围有东西南北四个华村;其东北毗邻着华胥山,在新泰南境,今称黄山寨。春秋时,华胥山一带曾设华胥国,因山而名,汉置华县。这里还有古华渚,今称大黄沟,又有泉林。这一带便是原始华族的祖居地,也是华族的发祥地。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今泗水东有黄山、黄山寨或黄粟山,乃华胥山讹变……伏羲发源祖地,证以现存地点、山泽名,殆即泗水一带。”
伏羲女娲 伏羲氏,为东夷族领袖,号为“人文初祖”、“百王之先”。唐司马贞补《史记R26;三皇本纪》:“太昊庖牺氏,风姓也。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于是始创嫁娶,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以庖厨,故曰庖牺。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作三十五弦之瑟,木德王,注春令,故《》称‘帝出乎震’。月令孟春,其帝大昊是也。都于陈,东封泰山,立一十一年崩。”据此,伏羲女娲皆生于雷泽之成纪。唐李冗《独异志》又将伏羲女娲演绎成“宇宙初开时,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是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人娶妇执扇,象其事也。”这是典型的母系社会族内血缘群婚的反映。
左传R26;昭公十七年》:“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伏羲氏又称太昊氏,始画八卦,教民结网从渔,发展狩猎、畜牧,又教人养蚕纺织,发明兵器,改革群婚制,主张婚配,由族外群婚向对偶婚过渡,图腾为龙,以龙为官。
古史言:太昊“作都于陈”。《左传R26;昭公十七年》:“陈,太昊之虚也。”陈即与鲁西南相近的河南淮阳,这里即是太昊之都,也是葬身之处。陵墓在城北2公里处,占地500余亩,周长150米,高20米;墓前有巨碑,上镌“太昊伏羲之墓”,俗称“太昊陵”。笔者以为这显然是太昊西迁之后的故虚,而原来之虚应在雷泽一带的汶泗流域。今与之南北相望的邹城西微山湖东岸的微山县两城乡刘庄村西有伏羲庙、伏羲墓及女娲陵,也应是西迁部族之故地。庙背依凤凰山,面向独山湖,建于女娲陵前的云台之上,创建无考,现仅存伏羲殿。《魏书R26;地形志》:“在高平(今微山县)有伏羲庙。”《济宁直隶州志》载,州东南70里有女娲陵、伏羲庙,自唐至清历代重修。今伏羲殿主体框架为宋代熙宁年间重修后的遗存。
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伏羲之东方民族,原始必不发源于洼下之濮阳,而必别为高耸之地可避水灾者。以前泰皇一名及各种习俗,并奉祀伏羲诸国之地证之,必为泰山一带,其地固在山东为最高区域也……其源既明,则凡他处如濮县、永济各地,地名与泗水相同者,皆族迁名随,为羲族后徙所居,不能持此以为伏羲生长之乡也。”
《淮南子R26;地形训》“(扶桑木)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及《楚辞R26;天问》注:“华即日,太阳也。”后来道家把伏羲奉为太阳神,称太昊青帝,或谓昊天上帝、东皇泰一、扶桑大帝,属性为木,亦称春神,主要职责是辅佐泰山神治东岳,主万物发生。所以泰山是天的象征,“登泰山如登天”、“天地交泰”。于是泰山顶上有玉皇庙和青帝宫,扇子崖有太阳庙和天然太阳石图,后石坞有天然昊天上帝石。
司马贞补《史记R26;三皇本纪》:“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宓牺立号曰女希氏。无革造,唯作笙簧,故《易》不载,不承五运。一曰女娲,亦木德王,盖宓牺之后,已经数世,金木轮环,周而复始,特举女娲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频木王也。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淮南子R26;览冥》:“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川;积芦灰以止滔水。”她也是人类始祖,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亦言:“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她与伏羲在汉画像中的形象是举规蹈距,图腾为“人首蛇身交尾”。《太平御览》78《女娲氏》、《通志R26;三皇纪》引《春秋世谱》均载其迹。女娲之木德和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皆在东方,古昆仑——泰山桃花峪恰有五彩缤纷的彩石涧。
伏羲之裔 东夷人以风姓、嬴姓为主,伏羲太昊为风姓。《左传R26;僖公二十一年》:“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太昊部落联盟,后来由蒙山地区沿泗水往西南挺进中原,原居地留下了四支族众:风姓颛臾即其一,春秋都城故址在平邑东北20公里处的柏林乡颛臾村,今改为固城村。村北有方形城址,瓦砾遍地,多为春秋至汉代遗物。颛臾即孔子所言:“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负责主祀蒙山。周成王时,又予以重封,据清光绪《费县志》:“封伏羲后裔,建国颛臾,附庸于鲁,主祭蒙山。”
在固城村东北4公里处有古蒙祠,为颛臾祀蒙山的主祭场所。《水经注》:“治水(即今浚水)东流,经蒙山下,有蒙祠。”唐天宝五年(746年)朝议大夫、琅琊太守李瑗曾在此立《蒙山祠记碑》。宋神宗封颛臾王为“灵显潜应侯”,宋徽宗加封为“英烈昭济惠民王”,列于《祀典》,并改灵显侯为颛臾王庙。明代官方废祠,但民间香火不断。
通志R26;氏族略》:“颛臾氏,风姓,伏羲氏之后,鲁附庸国,主东蒙及济水之祀。”据《读史方舆纪要》,西汉时,在颛臾故城西南设南武阳县,属泰山郡,东汉及晋因之。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为颛臾县,属沂州;唐贞观初省入费县,1946年后入平邑县。
东夷人在西进中经“亢父之险”⑦东北端留下族众,发展为虞、夏时的有仍国,即春秋时的风姓任国,都址在今枣庄市微山县境内的仲浅村。夏初帝相曾娶有仍国君之女后缗为妻,后来夏政为后羿、寒浞篡夺,后缗逃回娘家生少康,少康曾任有仍国的牧正。商汤灭夏后,改封有仍国为任国,故《路史》言:“仍,太昊后,即任也。”另两支为宿和须句:宿在今东平大清河北岸的宿城,为周初分封71国之一,公元前684年被宋人逼迫迁江苏宿迁,一部留原地归于齐;须句在今东平西北老湖镇须昌城,公元前639年曾一度被邾国所灭,19年后鲁文公出兵伐邾夺回须句,但未复国,故城因宋咸平三年(1000年)河决于此而圮于水,遂淤于东平湖底。再后,太昊龙族又挺进至今河南淮阳建都,将大汶口文化传播到京汉铁路以西至伏牛山一带的广袤中原,在此开始了大规模东夷与西戎仰韶文化的融合,为河南龙山文化的出现创造了前提。在今河南濮阳西水坡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墓葬内,曾出土用三组蚌壳摆成的龙、虎图案。这是以太昊为首的龙族带着虎族西进中原的有力佐证。
原来的太昊氏族一直延续到春秋时,任、宿、须句仍在汶泗下游。还有太昊之后的风国,在泗水流域建都,曾一度成为东方文化的中心。其君主为风后,与黄帝同时期。黄帝在泰山会盟后,曾到风国向风后问“道”,且聘任为“三公”,共谋治国之方。故址在今泗水县西北中册乡丰(风)前庄、丰后庄和平邑中部的丰山、丰阳、凤凰村一带,附近还有风后岭。另外,其裔还有蒙、牟、包等族,均在平邑境:蒙族居于蒙山,蒙山由原始族名而名;牟族居武(牟)台、包族居保太(包台)。《楚辞R26;天问》:“桀伐岷山,何所得焉?”王逸注:“岷蒙音转,岷山即蒙山。”《国语R26;晋语》、《史记R26;外戚世家》、《吕氏春秋R26;慎大》、《荀子R26;解蔽》等载,有施氏原为喜姓,桀伐蒙山,有施氏兵败,因进妹喜,受桀宠爱,故未见伐。商汤灭夏时,桀和妹喜南奔而亡。
今平邑、新泰、泗水交界处,仍有很多与伏羲及其后裔有关的古地名:华胥山、华渚、华村、伏山、雷泽、泉林、浮来山、扶犁山、凤凰山、凤凰庄、风后岭、陪首山、陪尾山、历山、舜帝庙、荒里、东西流庄、回龙庙村等。在古华渚处的泗水县大黄沟乡演马坡村西南,恰恰有与伏羲时代相吻合的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而与凤后庄相邻的柘沟乡朱家庄北侧,也有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平邑境内的浚河两岸则遍布大汶口和龙山文化遗址。考古与古籍资料就是如此之结缘呼应。
继太昊之后的氏族部落为少昊氏,与黄帝同期,或谓黄帝长子玄嚣,约为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少昊,名挚,字青阳,因以金德王,故《尸子R26;仁意》:“少昊,金天氏,邑于穷桑。”他是东夷族的首领,都曲阜,号穷桑氏。《帝王世纪》记之更详:“少昊帝,名挚,字青阳,姬姓也。母曰女节(即西陵国女嫘祖),黄帝时有大星如虹,X L华渚。女节意感而生少昊,是为玄嚣,降居江水,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在位百年而崩。”今曲阜东北有少昊陵。《古史考》:“少昊以金德王,故号金天氏,或曰宗师太昊之道,故曰少昊。”《左传》:“其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官为鸟师。凤鸟氏,历正也。”所以,少昊以鸟为官名,以鸟为师,设有工正和农正管理工业和农业。春秋时的莒国和郯国即其后裔。《左传R26;宣公四年》(-605年):“公及齐侯平莒及郯。”《左传R26;昭公十七年》(-525年):郯子来鲁国朝见,鲁昭公设宴款待。昭子问郯子:“少昊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耐,骈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成纪,故为成师而成名。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少昊下分24支,一直活动在汶泗流域,其裔除莒、郯之外,还有秦、赵等。后来其氏族接受西部仰韶文化,从而孕育出以颛顼为代表的统辖整个中原大地的大颛顼联盟。少昊后裔嬴姓者西迁秦地,成为秦人和赵人的祖先;莱夷一部西迁陕西,成为周人的发祥地;少昊时的古国炎帝裔祝融氏,原在蒙山下,后到泰山下,又西迁中原在今河南新郑建都;其裔斟寻在今潍坊坊子东北建都。五帝时代初期,以爽鸠为图腾的爽鸠氏部落国居于淄河中下游,其酋长曾在少昊氏部落联盟中任“司寇”。
盘古氏 传说中称他为“开天辟地、代生万物的神人”,在混沌中居住了一万八千年,才创造了世界。所以《庄子R26;应帝王》曾云:“中央之帝为浑沌。”《山海经R26;西山经》:“浑沌无面目,是识歌舞,实为帝江也。”后人又将帝江演绎为黄帝。混沌孕育了盘古,盘古化生了万物,这恰恰与东岳泰山之神“发育万物”的权力完全一致。据南朝梁任昉《述异记》载:秦汉时民间广为流传,盘古死后仰天向东,头化为东岳,腹为中岳,左右臂分别为南岳、北岳,足为西岳。泰山当然就成为盘古的化身。1941年常任侠在《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中,结合《述异记》中有“吴楚间说,盘古氏夫妻,阴阳之始也”之说,而论断:“盘古氏夫妻当是兄妹自相婚配而繁衍人类之伏羲氏夫妻。”明代董斯张在《广博物志》中引《五运历年纪》:“盘古之君,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盘古的“龙首蛇身”恰与伏羲女娲“人首蛇身”雷同,其图腾均为龙蛇形。从这一神话中进一步证明:盘古氏即伏羲氏。盘古是创世主,伏羲是人类始祖,一氏兼任两职,同人异名而已。今蒙阴与新泰交界处有盘古庄、老龙窝、双龙村等古地名,应与之有关。
2、燧人氏及无怀氏、有巢氏。
燧人氏 就是发明钻木取火的人。《尚书大传》曰:“燧人为燧皇,以火纪官。”《礼含文嘉》:“燧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遂天之意,故为燧人。”《韩非子R26;五蠹》:“民食果蓏蚌哈,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木取火。”遂结束“茹毛饮血”的时代。反映中国的原始时代,已经从利用自然火进步到人工取火,教人熟食。其后裔发展为斧燧氏,曾与神农在汶河流域作过战。斧燧氏的后裔是舜和燧国。而尧舜时的古代驯象族就是东夷人有虞氏。这说明,这里还是五千年前泰山地区驯养野象的中心之一。燧国故址在今宁阳西北,东邻大汶口遗址,建都后迁至今东平县遂城村。公元前681年,齐桓公为平定宋国内乱,召集鲁、宋、陈、蔡、邾等国君会盟于北杏,遂君未到,即借此灭之。4年后其族众联合因氏、领氏、工娄氏和须遂氏四家,以献酒食为名将戍守齐人灌醉后全部杀死,不久即遭报复。西周中晚期,遂国国君曾铸青铜器《遂公盨》,其铭颂大禹治水功德。
无怀氏和有巢氏 《帝王世纪》以为无怀氏“凡十五世,皆袭庖牺之号”:共工氏、女娲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马丽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混沌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晋陶潜《陶渊明集R26;五柳先生传赞》:“酬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唐司马贞补《史记R26;三皇纪》、宋罗泌《路史》均记之甚简。但其十五世,皆袭庖牺之号,证明在蒙山前。如有巢氏,《韩非子R26;五蠹》云:“远古发明巢居的人,其初人民穴居野处,有巢教民构木为巢,居树上避兽。”古籍多言其“昼拾橡栗”、“暮栖木上”。唐徐坚《初学记R26;帝王部》引《遁甲开山图》“石楼山在琅琊,昔有巢氏治此山南”。今泰山与蒙山间的徂徕山东南麓有礤石峪,内有古庙,为“巢父隐居处”,可见巢氏之影子。
3、神农氏炎帝与蚩尤。
神农炎帝 又名大庭氏,姜姓,因以火德而王,故称炎帝、赤帝,又号烈山氏,以火为官。作耒耜,教人耕种,故又号神农氏,曾尝百草为医药以治疾病。炎帝约为5500年前大汶口文化前期,处于母系向父系过渡的鼎盛时期。《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姙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其人身羊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谓之炎帝。都于陈,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至榆岡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⑧《国语R26;晋语》:“昔少典氏娶于有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成而异德,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他初都于陈,后徙曲阜,故史称“大庭氏在鲁城内”。
何为少典氏?出自何处?《史记》索隐:“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实指远古部落族名。王献唐依《伏羲庙残碑》考证:“少典奉祀伏羲,知为伏羲族裔。”神农氏为神龙之子,必为伏羲之华族,也是崇拜太阳的太阳族,即凤鸟族。故《白虎通义》:“炎帝者,太阳也。”在汉画像石中为金乌鸟、三足鸟,即太阳神。吕思勉《三皇五帝考R26;神农与炎帝大庭氏》:“神农居鲁,鲁邻泰山,古代农业多始山林之间,神农号烈山。”《礼记R26;祭法》称神农氏为“厉山氏,又曰烈山。”郑玄注今本《礼记》:“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烈山氏。”烈姓盖神农之裔。笔者以为“厉山、烈山”即舜耕之“历山”。
神农曾与泰山脚下的斧燧氏交过战,逼使斧燧氏归顺于神农,组成新的部落联盟。又任用东夷族的大英雄蚩尤与黄帝举行大战。《庄子R26;盗跖》:“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这是炎帝时国家诞生之前的阵痛时期。吕思勉《三皇五帝考》及《古史辨》:“炎帝遗说实始东方,后乃随姜姓之西迁,流传至荆(两湖两广)豫,且入于冀方也。”又引制不定曰:“炎帝者,黄帝之同父母弟也。三说符合,决非偶然。然则炎黄本同族,风气相去,必不甚远。”这又与《左传R26;哀公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相吻合。
或以为神农起于陕西渭水流域,即《国语》所言“以姜水成”为戎羌族的部落联盟,向东转移到中原在淮阳建都,后来才挺进到汶泗流域在曲阜建都。史传神农氏传十七世而衰。神农炎帝既是伏羲之裔,必为华族,“少典妃游华阳”。华阳者,华胥山之阳,绝非西岳华山之阳;“姜水” 即羊水,非渭水流域。羊水即洋水,今称沭水,其水上游有多条源流,自西而东有浚河、蒙河、东汶河、沂河、弥河。学者多称弥河古称洋水,但笔者疑为浚河即姜水、羊水,因唯此河之源与岐山相近。其祖居地姜水,旧言在今陕西岐山,这应是“随姜姓之西迁”之地名,原始地应是今山东平邑境西北隅岐山乡的岐山庄一带,这里恰是蒙山太平顶前泗水上源的华族发祥地:西北为华胥山,西邻华渚,前为雷泽,东为夏族的祖居地。《山海经》说炎帝之女女娃“弱于东海”及在东海煮盐的宿沙氏“自攻其君而归神农”的传说,均证明炎帝为东夷人。
袁珂《山海经注R26;海经新释》案:“然‘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常羊山使为炎帝降生之处。《春秋纬元命苞》⑨云:“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农。”常羊即尚羊,其与刑天断首之常羊、炎帝降生之常羊,俱在一地。刑天者亦犹蚩尤、夸父,奋起而为炎帝复仇,以与黄帝抗争也。常羊之北即是轩辕之国,盖轩辕、常羊一带均属黄炎斗争之范围。”据此进一步证明:蒙山太平顶前后及汶泗上游就是炎帝与黄帝、黄帝与蚩尤争战的古战场。华阳即华胥山之阳;西北是以龟山为中心的汶水上游轩辕之国;东为神农祖居地平邑岐山庄;西为炎黄大战的阪泉,即今泗水泉林;中为炎帝降生处常羊山。此地域恰位于雷泽湖北岸和西岸,是大汶口文化的发祥地。
炎帝战败被黄帝驱至南方,崩后葬湖南省今濡县城南15公里的白鹿原,称炎陵。这里有规模宏大的铜墓建筑,前有胡耀邦题“炎帝神农氏之墓”石碑。
蚩尤 《路史R26;蚩尤传》:“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说文》:“蚩,虫也,从虫。”甲骨,金文蚩尤二字为 或,也是龙的传人。蚩尤为东夷族军事首领,传其有81个氏族,9个部落组织,故史称“九黎族”。其创造冶炼,发明兵器,能万战万胜。《史记R26;五帝本纪》言黄帝与蚩尤同生于“神农氏弱,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伐”的时代,约5000年前大汶口文化中期。《初学记》卷9引《归藏R26;启筮》:“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音闹,泥坑之意)以伐空桑,黄帝杀之于青丘。”
蚩尤为何被杀?史言二说:其一他将神农后裔榆匡从曲阜驱至涿鹿后成为联盟首领,因榆匡求援于黄帝,帝擒杀之,代神农氏;其二,黄帝战败炎神,被驱至南方,蚩尤与夸父同为炎帝裔,夸父加入战团为神农复仇,故《大荒东经》:“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黄帝使臣)应龙(有翼之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尸子R26;地数》:“造冶者,蚩尤也。”《管子》:“蚩尤受葛卢之金而作剑、铠、矛、戟。”《太平御览》卷78引《龙鱼河图》:“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仁不慈。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乃仰天而叹!”于是,天道难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以制八方。袁珂《海经新释校注》案:“炎帝兵败,乃又有蚩尤崛起以与黄帝颉抗。蚩尤者,炎帝之后,亦炎帝之臣也。”《大荒北经》谓:“蚩尤作兵伐黄帝,盖为兵败之炎帝复仇也。”
关于黄帝与蚩尤之战,《太平御览》卷15引《志林》(晋虞喜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以别四方,遂擒蚩尤。”《大荒北经》亦言:“有人衣青衣,名曰黄帝女魃⑩。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又有古代神话传说述之较详。《太平御览》卷15引《黄帝玄女战法》:“黄帝与蚩尤大战,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泰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11,子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万胜。’遂得战法焉。”《庸城集仙录》又云:黄帝回归太山,王母遣使披云狐裘,以符授黄帝说:“精思告天,必有太上之应。”数日后,玄女下降,授黄帝三宫秘略、五音权谋阴阳之术,大破蚩尤,并使黄帝升天。这些史料有惊人的相似,黄帝回归泰山求战法,更证明他本是泰山人。其战场也应在泰山、蒙山前。
南朝梁任昉撰《述异记》亦杂叙蚩尤轶事:“蚩尤能作云雾,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髅,如铜铁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齿,长二寸,坚不可碎。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抵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角抵,盖其遗制也。太原村落间,祭蚩尤神,不用牛头。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汉武时,太原有蚩尤神昼见,龟足蛇首;其俗遂为立祠。”《龙鱼河图》又言:“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殄(音舔)服。”蚩尤族败后,一部分退往南方,成为云贵高原苗族的先祖;一部分归服于少昊联盟。于是少昊与黄帝结盟,黄帝在泰山大举会盟大会。
综合以上古史所言:蚩尤既为炎帝裔,其生地皆为泗水上游之常羊山,也是刑天葬身之处。蚩尤与炎帝祖居地同为一处,即姜水、羊水,亦今之沭水上游弥河,或谓今平邑境内之浚河。他都于营丘,后来周武王封姜尚于此建齐之都城。姜尚继承了蚩尤与炎帝的姜姓,所以齐人奉蚩尤为齐地八神之一的兵主,且为冶炼始祖,杂技始祖。蚩尤被杀之地有四个同地异名者:青丘12、涿鹿之野、冀州之野、凶犁山或凶犁之谷;死后身首异处。《皇览R26;冢墓记》:“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郡巨野县重聚,大小与阚冢同。”《汉书R26;地理志》:“寿张,蚩尤祠在西北。”但《读史方舆纪要R26;东平州》及《封禅书R26;索隐》引《皇览》均言:“炎帝在曲阜,蚩尤葬汶上。”目前已知传说的蚩尤葬地:除山东有3处外,今河北涿鹿又有3处、河南1处。青丘、涿鹿、冀州、寿张、巨野皆在东方,而凶犁山、凶犁谷,笔者认为即后来者大舜帝躬耕于今泗水与平邑交界的历山(犁山)。因是被杀处,故前加“凶”字,并就近“葬汶上”,又恰在“伐空桑”周围。这说明泰山、蒙山前的汶泗流域不仅是炎黄与蚩尤互相争伐的古战场,也是三者建功立业之地。
张学海根据阳谷县景阳岗大型龙山文化城址而推断:疑即蚩尤之都,穷桑也应在此。2006年10月中旬贵州省苗族学会与阳谷县蚩尤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阳谷蚩尤文化研讨会”,北大教授民俗家段宝林、贵州苗族学会会长杨培德教授、阳谷蚩尤文化研究会会长杜梦华、山东大学教授张金光等皆认为:阳谷十五里园镇的皇姑冢与《皇览》中所记蚩尤冢完全相符。此地一直隶属于原寿张县境内,且唯其古墓独存。不管是汶上、寿张还是阳谷,皆不出泰山地区。
春秋后期楚灵王时13,南岳衡山祝融墓崩,得营丘九头图,即九黎族图。这是蚩尤族南下后的遗迹。
2004年9月29日《中国文物报》载,在河南郑州西南37公里处的新密市发现黄帝宫及黄帝练兵讲武、战胜蚩尤,建功立业之地。2008年1月25日至29日,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连续报道“发现黄帝城”五集:声称在河北省涿鹿县桑干河畔的矾山镇古城村、龙王塘村、筛子绫罗村、塔寺村及阪泉村相继发现黄帝城、黄帝泉、黄帝陵和蚩尤屯兵寨、蚩尤泉、蚩尤坟、蚩尤祠等,并出土了大量的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及龙山文化相互叠压的石器、陶器等,还有罕见的石兵符、玉猪龙和小口尖底瓶等。黄帝族与蚩尤九黎族在中原地区和河北省确实留下了大量遗址遗迹,新郑和涿鹿更是如此。但笔者以为均系西迁与北止之迹而已,原始城、陵应在山东境内。
二、五帝皆在泰山、蒙山地区建功立业
五帝,史称传说时代的黄帝王朝,又称黄帝氏族,即指黄帝及其裔颛顼、喾、尧、舜。这个时代起自公元前27世纪,止于前23世纪,约500年。黄帝族裔均有上下承袭关系。《史记R26;五帝本纪》述之甚详:黄帝娶西陵国之女嫘祖为正妃,生两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依此而言,颛顼为黄帝之孙,帝喾为曾孙,是颛顼的侄子。帝喾娶陈绛氏女,生放勋,即黄帝玄孙尧;又娶耶訾氏女,生挚。帝喾崩后而挚代立,因政迹不显,而其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尧至年事高时,将帝位“禅让”给舜,舜自称黄帝九世孙,出自颛顼。这是黄帝五世之承袭帝位的简述。其年代以柏杨《中国人史纲R26;黄帝王朝世袭表》为依据。
1、轩辕黄帝。
黄帝为人文始祖,其登帝位就意味着国家的诞生。炎帝为姜,黄帝为姬,均为伏羲裔少典之后,炎黄同族。黄帝为父系,当为大汶口文化中期,约5000年前左右,由军事民主制进入古国时期。《帝王世纪》:“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其母)附宝见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孕二十五月,生黄帝于寿丘。”
《史记R26;五帝本纪》开章即言:“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聪明机敏),长而敦敏(诚实勤奋),成而聪明。”继而,述之甚详:“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黄帝因“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黄帝为五帝之第一代,根据古史学家说:黄帝立国之时为公元前2698年。因黄帝被道家和道教奉为祖师,故道历即以此年为纪年,如2008年即为道历4705年。姬轩辕创造与发明了人们所希望的古代文明及一切急需的房屋、衣裳、车船、弓箭、阵法、音乐、器具、井田等。其妻嫘祖发明了养蚕抽丝;大巨苍颉发明鸟兽文;隶首发明算术、容成发明历法等。公元前2598年,黄帝活到152岁,便离开都城,跑到陕西桥山下铸一大鼎,准备犒赏各部落酋长,但这时天空突降黄龙,接其白日升天,故将遗留下的衣冠埋于桥山下。
《史记R26;五帝本纪R26;正义》:“寿丘在鲁城东门之北。”《路史》:寿丘“在曲阜东北六里”。因寿丘与少昊陵同为一地,故后汉宋衷和皇甫谧皆认为:少昊是黄帝子青阳氏玄嚣。
周本纪R26;正义》:“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后徙曲阜。”《山海经》、《淮南子》皆言,黄帝之都野位于“天地之中”。穷桑即空桑,在曲阜周围。李白凤《东夷杂考》:“穷桑即今曲阜东约四十里之地。”与泗水相邻,故王献唐根据《泗水志钩沉》指出:空桑“在鲁北泗水之阳。”丁寅生在《孔子演义》(1985年山东人民出版社)首章言“黄河清圣人出”:其父母择空桑之地而生孔子,“水精之子,继衰周而素王”,孔子生于尼山14下。泗水之阳恰恰是大汶口文化的诞生地,这又绝非是巧合。
从黄帝时代开始,奴隶制国家便已形成雏形,“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御览》79引《归藏》:“昔黄帝与炎帝争斗涿鹿之野。”又考炎黄之征及与蚩尤大战的地名,皆在汶泗流域。《淮南子R26;兵略篇》:“炎帝为火灾,故黄帝禽之。”《大戴礼R26;五帝德》:“黄帝教熊、罴、貔、豹、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炎黄多次争斗而战于阪泉或涿鹿,旧史言:阪泉在河南扶沟或在河北涿鹿。何幼琦认为:黄帝时的阪泉在今临沂市区东,莒南县西南的板泉镇一带。考其先祖居地及其后裔居地,笔者以为当在雷泽湖西岸的泗水上游泉林一带最为合理。因此地之东为炎帝之祖居地岐山,北为黄帝族祖居地龟山、鳌山及蒙山太平顶前,西为黄帝诞生地寿丘和登帝位穷桑之地的曲阜。黄帝与炎帝、蚩尤曾大战于冀州之野的涿鹿,原以为在河北涿鹿,但据王献唐考证应在泗水流域:“涿鹿即山东春秋时之邾娄,为颛顼后裔居地,在今邹城市。因曲阜有洙水,远古时也就是邾娄故地。所以黄帝生于寿丘,以曲阜为都最为合理。”
再看黄帝之族徽。黄帝是有熊部落,“能”下有三点,即为“三足龟”,系龟族部落。《海外西经》有轩辕之国在“穷山(一作穷桑)之际(山南边),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袁珂案:“古天神多为人面蛇身,举其著者,如伏羲、女娲、共工、相柳、契窳、贰负等是矣;或龙身人头:如雷神、烛龙、鼓等是矣,亦人面蛇身之同型也。此言轩辕人人面蛇身,因是神子之态,推而言之,古传黄帝或亦当作此形貌也。”黄帝是以今新泰境内的龟山、鳌山及其东南方的龟蒙山而名的龟族。
龟山位于新泰市西南,为泰山群大型花岗岩,海拔496米,长2公里,宽0.55公里,孤立高耸,凌空飞峙。龟山曾载于《左传R26;周敬王二十三年》:“孔子以鲁权臣季桓子受齐女乐,而望龟山,遂赋《龟山操》以寄其愤。”周敬王二十年(-500年)夏,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今新泰谷里)。孔子相礼,齐人归鲁郓、灌、龟阴之田。这说明龟山之北即是至春秋时仍为齐鲁必争汶阳田中的龟阴之地。
国语R26;周语下》:“我姬氏出自鼋。”郭沫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陈梦家在《商代的神话与巫术》皆言“轩辕即天鼋”。所以轩辕是大龟天鼋的转音,齐人以天鼋为天主,奉为八神之首,所以“天鼋”即是黄帝族的族徽标志;道家以黄帝为龟蛇合龙奉为北方玄武神。所以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东夷人十分崇尚具有灵性的神龟之甲是必然的习俗。黄帝的“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完全承袭了伏羲女娲的“人首蛇身交尾”,即龙的传人。进一步证明:这里不仅是华族的发祥地,也是龙的诞生地。今与新泰相邻的泰安城东南房村镇的乡城村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龙”命名的龙地、龙亭、龙邑故址。今新泰境内汶河上游仍有龟山、龟山店子、鳌山、鳌山庄、鳌阴、鳌山东店、南鳌阳、北鳌阳、龙山、九龙山、九龙庄、龙延、龙溪、龙庄、卧龙村、双龙村、二龙庄、老龙窝、五龙庄、青龙村、龙泉、龙王庙、龙女庙、龙池庙、龙埠庄、龙华庄、汶龙庄、龙凤庄等几十个古地名,此乃绝非偶然。
在某些古史资料中,根据《国语》“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而不研讨原居地,将西迁之地和族裔之地混为一谈,定为源于陕西北部黄土高原,后迁有熊,即河南新郑。另一种则认为黄帝先东迁至河北,都于涿鹿,后又南下至山东。两说恰恰与历史真实进行了颠倒。后来《史记R26;五帝本纪R26;集解》皇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也。”《大明一统志》:“轩辕丘在新郑县境,古有熊氏之国,轩辕黄帝生于此。”更是推波助澜。由此而错误推论:黄帝故里在新郑;黄帝元妃嫘祖和次妃丑女嫫母也出生于此。
《史记R26;五帝本纪》:“黄帝崩,葬桥山。”桥山即今陕西黄陵县桥山下黄帝陵,这也应是黄帝族西迁后的祖居地之衣冠冢。或如《史记》言,黄帝在此承龙升天。道家也附会为“黄帝在桥山下白日升天”。其陵高3.6米,周长48米,前有清乾隆时陕西巡抚毕沅书“古轩辕黄帝陵”大石碑。山下有规模宏大的铜坊建筑群。2006年初夏,考古学家在河南三门峡市灵宝县铸鼎原,发掘了一座罕见的5000年前仰韶文化中晚期大墓,竟然还发现有成块麻布印迹。北大教授严文明疑为火葬后而承龙升天的黄帝陵。《一统志R26;曲阜》:“轩辕氏葬于此,在县东北二里。”恰是黄帝出生地寿丘。黄帝驾崩后回归故里是华夏族传统。
考北宋嘉佑六年(1061年)朝散大夫、尚书工部郎中、兖州仙源县景灵宫太极观公事王逵撰泰山《灵岩千佛殿记》可知:宋真宗赵恒“东封泰山、谢天书”后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在寿丘建景灵宫和太极殿等建筑1320多间,用地1800亩,相当于今孔庙3倍多。仙源即曲阜,王逵即是在曲阜奉祀轩辕黄帝的太极观祠主事道人,负责“岁时朝献”。这说明今少昊陵一带在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为寿丘,金人避孔子讳而改寿陵,俗称万寿山、万石山。《史记》“舜作什器于寿丘”皆指此地。故笔者以为万石山既是黄帝出生地,也是回归故里之黄帝陵。少昊陵应在其东北“亵丘”,又名“云阳山”。《山东通志》又云:“黄帝陵在枣庄。”
2005年7月2日《齐鲁晚报》刊载傅道津《五千年前黄帝从大汶口出发》的重要文章。文中披露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1991年在全世界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500周年之际,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纪念专号刊登了一幅在美国纽约州易洛魁人15手中保存500年前的珍贵彩色鹿皮画——轩辕黄帝族酋长礼天祈年图。此外还在77页上刊登另一幅同样引起轰动的彩色鹿皮画——蚩尤神风后归虚值夜扶桑图。该杂志在这种时刻,以这种高规格形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早在5000年前就来到了美洲。祈年图上的大酋长之上方,画有黄帝族的族徽——“天鼋”轩辕星,这也正是轩辕的图腾徽识,所以中国学者认定大酋长就是黄帝,而且1959年在大汶口遗址发掘的133座墓葬中,有11座出土了一种叫地平龟的龟甲28块。但5000年前中国没有这种龟,据《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称:“所有地平龟属的化石种都只限于北美,现生种则分布于北美、中美两处,美洲以外的其他大陆上,从未有过化石种或现生种的记录。”《礼记R26;礼运》:“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周礼R26;春官》记有龟人掌六龟之属,若有祭祀,则奉龟前往。夏商周三代均源于黄帝,故均有崇龟的龟族徽识。
张小华在《中国历史上的太平洋人种》云:“在太平洋的夏威夷群岛和关岛上发现大汶口人遗骨的情况,与山东大汶口人遗骨对照,不仅拔牙和枕骨变形相同,而且身高也相同,都是1.72米。”李锦山《东夷原始宗教概论》:“这种习俗见之于我国东部沿海和南部地区的史前墓葬以及少数民族晚期墓葬,方志中亦不乏记载,是海洋性民族风格之一。各地凿齿的齿数、位置差异较大,但从渊源上考察,都不及山东地区早。”这说明大汶口人的拔牙习俗和枕骨人工变形早已在太平洋诸岛广泛传播,大汶口人飘洋过海也早已习以为常。进一步证明黄帝、蚩尤、风后都是大汶口人,他们从山东半岛出航,借用海流和风向,以高超的航海技术,携带着各种大汶口文化的先进信息沿朝鲜半岛绕入日本海,进入太平洋,然后借助北太平洋海流而直飘美洲。
此外,当今不断有媒体披露:在南美洲印第安人中发现了中国的先天八卦图及中国东夷人的凿齿和人工头骨变形等习俗和与之有关的遗迹等。这与纽约易络魁人手中的鹿皮画如出一辙,值得深思、深究、深考。
《帝王世纪》记之黄帝有25子,其得姓者14人。姓者,氏族标记也。《国语R26;晋语四》:“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韦昭注:“而内二人为姬,二人为己,故十二姓。”
黄帝为姬姓,《古史考》又言:“穷桑氏嬴姓。”以黄帝为首的华夏族是由不同时代、不同空间逐渐发展壮大而成的血缘族团。《世本》、《大戴礼》证之:三代统出黄帝。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R26;序》:“夏商周的祖先禹、契、稷都是黄帝的子孙。”大汶口文化就是炎黄时期夷夏民族共同创造的先进文化。恩格斯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6第四卷中说:“血缘亲属关系是部落联盟的真实基础。”《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17:“美国易洛魁人部落联盟在表面上是建立在部落基础上,实质上是建立在共同氏族基础上。”《尚书》中的《尧典》、《舜典》所言黄帝之裔:尧舜禹、契、稷都先后在同一组织中任职共事,正符合这一血缘族团的历史。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18中所说的“易洛魁部落联盟”恰与尧舜禹时期相吻合。
2、帝颛顼。
颛顼为高阳氏,距今约4500年前,是融合大汶口和仰韶文化之长,又高于其两者的河南龙山文化之代表,正处于阶级社会初期。《帝王世纪》:“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姬姓也。母曰昌仆,蜀山氏女,为昌意正妃,谓之女枢。金天氏之末,瑶光之星,贯月如虹,感女枢幽房之宫,生颛顼于若水,首戴干戈,有圣德。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年而冠,二十登帝位,以水承金,位在北方,主冬;以水事纪官。始都穷桑,后徙商丘,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岁。”《山海经R26;海内经》:“黄帝妻嫘祖生昌意,昌意降若水,生韩流,韩流……取淖(音闹)子曰阿女,生帝颛顼。”《世本》:“颛顼母蜀山氏之子,名昌仆。”《帝系》:“昌意娶于蜀山氏之子,谓之昌仆氏,产颛顼。”古音蜀通淖,淖子即蜀山之子也。顾祖禹考证蜀山在宁阳,蜀亭在泰安城西,与杜预注《左传》“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相吻合。《吕氏春秋》:“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帝位。”《路史R26;高阳纪》:“帝立于穷桑,有穷桑之号。”他吸收西、北、南三方文化之精华,组成较完整的行政机构:重为南正,掌宗教管理;黎为火正,掌民事。颛顼生于若水,始都穷桑,后徙都于曲阜,又西进都于商丘或帝丘。19若水即汶水,而蜀山、穷桑为黄帝祖居地,均在蒙山西麓汶泗流域。所以曲阜东北至泗水两岸是少昊及颛顼的宗主国,均建都于此,也是黄帝氏族的原始祖居地及穷桑的发源地。商丘与帝丘皆在鲁西南西侧。
颛顼是东夷族首领,继承叔父金天部落(在曲阜)酋长已挚之位(公元前2598年继位)。因已挚默然无闻,史家未将其列入五帝。已挚在位84年,公元前2515年亡,颛顼继位,号称玄帝,在五帝中列第二位。他西进中原后融合羌戎族,成为部落联盟的军事大首领。他也默然无闻,但在执政中却作了一件让男子汉极为高兴的事:下令女人在路上遇到男人,必须先让路,否则流放蛮荒。他于公元前2437前驾崩,葬帝丘。其后裔有8姓24国,在山东者15国,舜及陈、楚皆其后裔,屈原即称高阳氏为楚人之始祖。颛顼在登基前的长子是成国国君,历经五帝时期及夏、商,后被周所灭。其故址在今新泰市楼德镇柴城村,曾出土殷商时带有成国铭文的青铜器。《春秋》:鲁襄公十六年(-557年)秋“齐侯伐我北鄙,围城。”《左传》:“齐师围城,成伐齐师饮马于淄者。”春秋时为鲁孟氏成邑,故址在今宁阳城东与泗水、曲阜相邻的灵山乡北故城、西故城和东庄乡南故城间,东邻西柴城村。今遗址有周至汉代遗物。
颛顼另子为穷蝉。《书R26;舜典》孔疏:“颛顼生穷蝉,穷蝉生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生桥牛,桥牛生瞽叟,瞽叟生舜。”《史记R26;正义》穷蝉“帝舜之高祖也”。《五帝本纪》:“自穷蝉以至帝舜,皆微为庶人。”其封于姑幕城,都址在今泗水县城西南金庄乡东西辛庄。附近有姑幕山,后讹为谷垛山。
在泰山、蒙山之前的颛顼后裔古国还有祝融、邾国、薛国、铸国、逼阳等。祝融在蒙山下,《海外北经》曾言“居钟山下”,东邻“共工”。小邾国在今滕县东南、枣庄市西北,故址即周朝时的倪国。2002年夏在枣庄市西北山亭区东江村,发现春秋时小邾国国君邾友父及其亲属墓群,位于都城遗址中部的东南方;城址东西残长125米,南北宽105米,夯土筑成,并有护城河。邾国有二:其一在曲阜东南与尼山之间的息陬(音邹)镇;其二在邹县南纪王城。薛国在滕县南薛河北岸,故城中心即今皇殿岗村,至战国时被齐所灭;铸国在今肥城汶阳镇东北,是大汶口文化的发祥地,汉代在此设蛇丘县治;逼阳在今蒙山南、枣庄市东南台儿庄西。
3、帝喾。
《帝王世纪》:“帝喾,姬姓也。其母不觉,生而神异,自言自名曰俊,并齿,有圣德。年十五而佐颛顼,三十而登帝位,都亳。以木承水,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岁而崩。”,喾为颛顼之侄,高辛部落酋长,公元前2437年继位,列五帝中第三位,在位71年。学者多谓高辛氏即有辛氏,为五帝、夏商古国,故址在今曹县城西北莘冢集,又叫莘仲集。甲骨与金文中的龙、凤皆从辛,反映莘与龙凤图腾的承袭关系。其地出土了从大汶口文化至商周文化遗存。喾虽都亳州,但从与颛顼是叔侄关系,又从“佐颛顼”而言,应为生于汶水。公元前2367年亡后葬顿丘20;又言“魂归泰山”,葬泰山。
4、帝尧陶唐氏。
甲骨文为两土一人:。班固《白虎通R26;号》:“尧犹 也,至高之貌也。”即东方巨人。《说文》:“高远也。”站得高,看得远。喾逝世后,儿子姬挚继位,但不在五帝之列,在公元前2358年的一次政变中被杀。于是挚之弟唐部落酋长伊放勋继位,号称尧帝,即好心的君主,在五帝中列第四位。《帝王世纪》:“尧伊祁姓也,母曰庆都,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名曰放勋。鸟庭荷胜,眉有八采,丰下锐上,或从母姓伊祁氏。年十五而佐帝挚,受封于唐。年二十而登帝位,以火承木,都平阳。”《墨子R26;节用中》:“尧治天下,南抚交趾21,北降幽都22,东西至日所出入。”尧为帝喾之子,史言尧居于陶,都平阳,又徙都于唐,号陶唐氏。《竹书纪年》及《左传R26;哀公六年》孔子引《夏书》均言:陶唐居冀。冀即汶泗流域和河济间的古兖州地区。
今考,尧都并非山西临汾的西平阳,实为新泰一带,新泰古称东平阳。而定陶及西平阳则是其逐渐西迁之族的地名。今河泽市城区南为定陶,周武王曾将弟弟叔振铎封于曹地而建曹国,定都陶丘,故称“定陶”。此丘今称仿山,中有深沟叫阿谷,谷东葬振铎长子一支,谷西为次子一支,直至汉时仍有后裔达官贵人葬于此。传曹国25代君王均葬此。再加菏泽还有古巨野泽,周围古迹斑斑,所以某些学者也宣称“菏泽是三皇五帝”的发迹处。笔者考为三皇五帝及其族裔西进中原时的重要过渡地带。
帝尧徙都后的唐即是今河北唐县、望都一带。其卒于成阳或谷林,故尧葬于今菏泽城东北成阳,这里有尧城尧陵,历代奉祀。西汉魏晋极盛,至赵宋尚置守陵户守之。谷林在鄄城县城西南富春乡谷林苗圃,这里也有尧墓。今泗水县北境有尧山,山阳有尧陵、尧前庄,东临华胥国。清嘉庆间新泰知县朱钟在《游徂徕记》中有考证,更为可信。另外,在山西临汾城东北70公里郭村隅涝河北侧有唐尧陵,高50米,周长80米,前有门坊、殿亭等建筑。此即尧裔西迁西平阳城之虚。笔者以为汶泗流域应是其原始祖居地,然后在与之相邻的新泰建都,后称平阳城。鲁西南和河北唐县、昌乐唐地及山西临汾应是其族裔迁居后的居地,陵为祭祖的象征。尧时,在位百年期间,发生了一场空前可怕的大水灾,从公元前2297年开始,历时几十年,活动中心在济水流域,即今冀、鲁、豫三省边界,颛顼与喾的国都、陵墓均在此地区。
淮南子R26;本经篇》:“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灌兜、凿齿、九婴、大风、封豕、长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灌兜,断长蛇于洞庭,禽封豕于桑林(即空桑)。”《商书R26;尧典》及《庄子R26;在宥》均言:“尧放灌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危(在岱阴),流共工于幽都(岱阴),殛鲧于羽山。”
《礼记》:“周武王封帝尧之后于祝。”其故址一说即夹谷,在新泰谷里。在新泰境内的徂徕山礤石峪有巢父庙,地方志言:巢父尧时隐士,尧让位于他,他不受,故隐于此山为散仙。这一传说,又佐证了尧都即东平阳城。《路史》:尧之子“丹朱庶弟九,其封于留者为留氏。”故址在今微山湖西岸高楼东南。尧生丹陵,丹陵即丹山,今名尧山,在潍坊市昌乐县西境;封于唐,昌乐县以唐为地名者五、六处。《昌乐县志》:“县西北五里有尧子丹朱墓。”因那时迁徙无定,故在多处留有遗址遗迹,乃属正常之事,但其活动中心仍应是父辈的汶泗流域。尧于公元前2258年放弃政权,姚重华摄政,被儒家称之谓第一次“禅让”。
5、大舜。
有虞氏,自称黄帝九世孙,东夷人。甲骨文:。鸟头人身,与帝喾均称俊,以凤凰为图腾。《山海经》以为帝俊是太阳、月亮的父亲。日为俊鸟,即“以鸟载日”飞行的太阳神。《帝王世纪》详述其经历:“舜,姚姓也,其先出自颛顼,颛顼生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生桥牛,桥牛生瞽叟,瞽叟妻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虚,故姓姚氏,字都君,家本冀州。……二十始以孝闻,尧以二女娥皇女英妻之。耕于历山之阳,耕者让畔;渔于雷泽,渔者让渊;陶于河滨,陶者器不窳(音宇,粗劣之意)。尧于是乃命舜为司徒太尉,试以五典(五帝之书),举八凯、八元(指颛顼与喾皆有8个和善之子),四恶23除而天下威服,遂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尧乃命舜代已摄政。明年正月舜始受终文祖,以太尉行事。舜摄政二十八年而尧崩,三年丧毕,舜年八十一,以仲冬甲子月次于毕,始即真,以土承火,色尚黄。以正月元日格于文祖,申命九官十二牧,以禹为司徒。舜年八十一即真,八十三而荐禹,九十五而使禹摄政。摄政五年崩,年百岁也。”《孟子R26;离娄》:“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赵岐注:“诸冯、负夏、鸣条皆地名,负海也,在东方夷服之地,故曰东夷之人也。”清代焦循《孟子正义》引《温故录》:“孟子亦据舜生而言东也。由此推知历山、雷泽、河滨,与夫负夏、寿丘、顿丘之皆在东土,斑斑可考。”《尸子》:“虞舜灰于常羊,什器于寿丘,就时负夏,未尝暂息。顿丘买贵,于是贩于顿丘;傅虚卖贱,于是债于傅虚,以均救之。”
舜之出生地主要有四说:其一,在诸冯,即今平邑县城西北凤凰庄,至清末仍称诸冯庄,据舜帝庙村70岁村民陈现友听祖辈传“舜生诸冯”;其二,在平邑县城东南铜石镇,有北诸冯、南诸冯和诸冯铺3个自然村;其三,为姚(桃)虚,在与凤凰庄相邻的泗水县境内;其四,旧言诸冯在菏泽或诸城丹土。笔者考证:当为平邑县城西北的诸冯村及与之相邻的泗水境姚(桃)虚,最为可信。这里恰恰是《墨子R26;南贤中》所说“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的雷泽湖岸边,也就是舜之初都城址,后迁今肥城都君庄。清嘉庆、光绪年间《肥城县志》:“都君庄在城西四十里衡鱼,相传为帝舜成都处。”这里恰巧还是史圣左丘明的故里和终老之地。
其诸冯村和姚(桃)虚背依泗水与平邑交界的历山;其东北有先秦时所建舜帝庙,内奉大舜和娥皇、女英二妃,前有舜桥、舜井。庙毁于“文化大革命”中,但桥与井依然如故。笔者近考其庙,位于历山东南舜帝庙村西北,坐北朝南:正殿五间,明三暗五,配殿三间;四进院落,三重山门。大殿前建马棚,塑白马为保护神。据凤凰庄81岁的朱玉臣和舜帝庙村陈现友言:殿内供舜皇老爷、舜皇小姐及其妹(即娥皇、女英)。原庙占地十余亩,今见遗址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60米。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此村内发现金代大安元年(1209年)重修庙碑,文曰:“创建久远不可考。”《费邑古迹考》亦言“立庙于斯,其由来远矣”。庙前为石拱桥,桥下俗称是“铁帮铜底”的跃鱼沟,又称跃牛沟,为浚河上游支流。传说当年大舜在此沟中耕地时,这边耕那边就被水冲坍,越坍水越涨;那边涨满了再到这边来耕,翻来覆去的不断耕作,一直向东北耕到十八里外的村庄时,牛梭头突然崩裂了,落到了东西北三个地方。所以这里有三个与此相关的奇怪庄名,即落犁庄和三落犁庄。桥西头是舜帝庙村,村内有极为古老的舜井。据村民传,凡是掉落到舜井里的物件,都能到西边的泉林里去捞。这与雷泽中的漏舟湖传说同出一源。所以平邑县博物馆馆长王相臣在《历山、雷泽考》中言“漏眼之说与传说中的舜井比较吻合”。另外,这里还遗存着很多与凤凰、凤凰山、凤凰蛋有关的古地名及传说,这显然与鸟头人身的大舜图腾有关。
笔者在桥东头地边上,捡到了很多地表文物:商周鬲足、春秋战国器皿残块和大量汉代布纹瓦及瓦当残片等。在桥西南方有古遗址,多为汉代碎瓦堆积层,东西250米,南北200米,四周为壕沟,笔者疑为古城遗址。
诸冯村西邻泗水境内的舜之高祖穷蝉国故址和舜之另一出生地姚虚。泗水之历山即舜之初耕之历山,位于雷泽湖南岸,海拔251米,属低矮的丘陵地,自下而上今已辟为农田,说明自古宜于耕作。历山下有历山村,传为舜耕之地。《泗水钩沉》云:“历山在治东七十里……附近有诸冯村,有舜井,有娥皇、女英台。”元代《舜帝庙碑》:“出泗水县治,溯朝阳而行,八十里之遥,有山曰历山,世传为舜帝所耕之地,其旁九男之渚,二女之台,遗迹者甚多。”千佛山之历山当为北耕者之历山。至于其他历山则多为附会或族裔迁徙后的“克隆”地名。负夏在曲阜一带。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R26;先秦卷》24认为:“在今山东泗水县境内。”鸣条,原有三说:一在河南商丘东或开封东南陈留,即商汤伐夏桀战于鸣条之野;二在定陶西;三在山西运城安邑镇北。今据《国语》“汤代桀,桀与韦、顾竭扬威汤于莘之虚”和《史记R26;殷本纪》“桀败于有女戎之虚,桀败于鸣条”,当在莘、戎之间,即今山东曹县一带。河滨,《史记R26;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济阴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正义》也言在此古黄河边。但这里一直是尧舜时期的洪水重灾区,一片汪洋。而泗水在古代是黄河泄洪的重要支流,曾被称为“河”,且至今泗水县柘沟镇一带仍以“陶乡”著称。再从考古资料看,菏泽的龙山文化遗址少而小,而泗水上游地区的典型龙山文化遗址却多而大,此当为舜之“陶河滨”之地。所以《周礼R26;考工记》“有虞氏尚陶”、《韩非子R26;难一》“东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
大舜一直活动于黄河下游和汶泗流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舜子季僖封地缗国,故址在金乡县城东北;尧时洪水后,舜赐姓董者封于,故址在定陶县城南,汤灭夏后又在此建曹国。历下学者徐北文考:舜之后裔姓氏在山东境内就有陈、田、车、陆、孙、姚、袁、敬、司徒、虞等30多个。《左传》:舜流四凶族“浑沌(即伏羲氏裔)、穷奇25、木寿杌26、饕餮27,投之四夷,以御离魅。”北宋曾巩任齐州知州时考定:今千佛山是舜之历山。他在趵突泉畔特建泺源堂和历山堂,并作《齐州二堂记》:“耕稼陶渔皆舜之初,宜时同,其地不宜相远。”
舜在位48年,于公元前2208年南巡至湖南而崩,葬九嶷山(今宁远县南),陵前有“帝舜有虞氏之陵”大石碑。《孟子》言其“卒于鸣条”,怎么又葬湖南呢?显然又是族裔南迁所为,或实为传说。南宋王应麟《困学记闻》言:“舜死葬近莒之纪城。”尚可半信半疑,而最可信的是《大荒南经》:“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岳山即泰山,生于斯而葬于斯。
史载,尧重视政权建设,首创“以岳名官”之举,设“四岳”主管方岳之事,即分掌四岳的诸侯,以此为统帅此地区的部落联盟。所以史学家称尧舜时期为“四岳十二牧”时代。然后“禅让”给舜,舜就是在“四岳”的推荐下接任联盟集团共主。后来他又按“四岳”之意,又将大权“禅让”给大禹,黄帝王朝灭亡。

三、夏、商、周三代之祖均源于东方
中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考古学家俞伟超在《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中说:“如果四千多年前不发生这次大洪水,我国最初的王朝也许而且应该是由东夷建立的。”以王国维为首的很多学者均言:夏、商、周为黄帝之裔,皆源于山东。
1、禹夏。
禹略与尧舜同期,为光照历史的关键人物,于公元前2205年继承舜的“禅让”,导引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初期,既是军事民主制的君王,也是夏王朝的开拓者和始祖。因尧命鲧治水9年未成而被殛,故又推举禹继父业。禹继舜位仅8年,即于公元前2198年百岁时,南巡会稽而崩。其子启继位,为夏王朝第一代君主。
《说文》:“夏,中国之人也,引伸之意为大也。”夏在金文中像一个高大威武的人,中国、中土原指泰山、蒙山地区。这说明:这个高大的人就是东夷人。
禹之父名鲧,为颛顼之孙。《大戴礼R26;帝系》:“鲧娶于有莘氏之子。”《集韵》、《韵会》:“有莘女生禹,名女志,一名修已。”有莘即高辛部落帝喾之后裔,与夏联姻。甲骨文、金文之“龙、凤”皆从辛,金文“禹”又为龟蛇相变形,这既反映了相互融合的关系,又证明原本就是一个族团。《五帝本纪》:“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故华夏、华夷本为一家。
连山易》:“鲧封于崇国。”《国语》称禹之父为“崇伯鲧”,禹为“崇禹”。“崇”即崇山峻岭之意,汉之前以“崇”为“崧”,高大之貌,非指专山。但在东方,崇山即蒙山。《诗R26;大雅》:“崧高维岳,峻极于天。”岳山即泰山,显然原来是颂泰山,后来因尧舜禹时期的洪水,迫使东夷人再次西迁,将东方的“崇”与“崧”移植到中原,成为今之河南的崇山与嵩山及陕西西安之崇山。今泗水县城东大黄沟乡城子顶村一带就是夏的崇国故址——垞(音察,小土山)城。东邻平邑,北有华胥国故址,南有大崇义、小崇义之古地名。《太平寰宇记》:“垞城古崇国,在泗上。”
《国语》又言:颛顼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犬,白马生鲧,尧封鲧为“崇伯”。雷泽湖东有白马庄,西北即崇邑故址,舜帝庙前祀白马。
竹书纪年R26;帝尧陶唐氏》:“六十一,命崇伯鲧治河。”顾祖禹认为:羽山即马陵山。《左传R26;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杜预注:“羽山在东海祝其县西南。”《中国历史大辞典》:“相传舜杀禹父鲧处,在今山东郯城县东北。”均指此处。《禹贡》:“蒙、羽其艺”、“羽畎其翟”。蒙即蒙山,羽即羽山,畎即田间,翟即所产美丽的野鸡。言自蒙山至羽山一带是夏族的势力范围,并受到夏、商、周三代帝王的祭祀。所以《左传R26;昭公七年》:“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今蒙山前古祭台遗址斑斑,有北近台、南近台、东近台、西近台、武台、保台、铜台、黄台等。另外还排列着18个阳庄:大三阳、小三阳、武阳等。蒙,原指居于蒙山地区的蒙族,即夏桀伐蒙,“蒙献妹喜”。1982年在沂水出土了战国时期的“蒙戈”,上有虫鸟文“蒙”—— :自上而下由草木、祥云、凤鸟三部分组成。显然,蒙族为伏羲之裔的凤姓、鸟族。
笔者近考,羽山在今江苏省东海县温泉镇羽山村东,山阴东北属临沭、西北为郯城。其山为大型花岗岩体组成,山上有温泉,传温泉龙宫的宫女能为百姓治恶疮。据村民何庆战言:羽山上有三缝石,是大禹治水时砍的三道痕;东头有望海楼,当年大禹在此望东海;东南还有鲧池,传为禹疏通河道的遗迹;东北方与山前叫殛鲧泉,也叫老海眼,是禹王父鲧被殛处,也称羽渊。村民还传禹王墓在山上,几年前山体滑坡,曾发现古墓,上边是大石头,下边是一层厚厚的沙,沙下为墓,出土了帽顶子、兵器和平盘之类,文化站的朱金龙同志送到县上去了。笔者今登羽山巅见巨石,2007年刻面南大佛头,并有大字题刻“福如东海”。
1965年在蒙山东麓的费县上冶台子沟出土了两件西周初年的铜鼎礼器,其一铭曰:“余子氽之鼎,百岁用之。”余即徐国,为蒙山的徐族所建;氽即徐,湖北学者徐显之在《徐国纪略》中考为徐之二十九世孙、二十八代君王,建都于蒙山前平邑与费一带,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徐族为上文所提:少昊玄孙嬴姓伯益之裔。司马迁在《史记R26;秦本纪》中曾点评:“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南开大学教授、先秦史学家王玉哲曾在《中华远古史》28中对太史公之言进行了诠释:“嬴姓诸侯如奄、郯、徐、费、莒、黄、江、终黎氏、菟裘氏等等,都分布在今山东南部、河南东端及江苏、安徽北部一带,则《史记R26;秦本纪》所述秦的远祖从东方逐渐西迁的史实,必为可信。”今费县西南的东、西费村即其祖居地之一,这里有徐国一至七世祖的遗址;今郯城北、205国道西侧,故址约1.3万平方米,中有土冢,高约5米,今称豹公墩,为徐国第五代国君徐豹及后来者数十位国君之墓,遂为徐国的又一根据地。当西周初伯禽伐徐戎、淮夷于费时,徐国受重创,不得不南迁至今安徽泗县、江苏泗洪一带。至周穆王时,徐偃开拓疆域方五百里,朝者三十六国,遂遭穆王命楚伐之。偃王败走徐山,即稳定于徐州以南地区,公元前512年被吴所灭。
《淮南子》:“禹生于石。”泰山南麓有石汶河,为汶水五大支流之一。石汶畔今泰安山口镇有古地名“禹石汶”,再结合崇山即泰山或蒙山,此处当是禹生之地的重要疑点之一。西羌也,山东西部姜姓族也,修巳故里。据王献唐考,泰山东麓莱芜一带,古有姜姓在此居住,系禹母之族。后来夏族一部分东移,渐至山东半岛;一部分南下至夏丘,即今之兖州一带。
《帝王世纪》:“禹母曰修巳,生禹于石纽,长于西羌,西夷人也。”西汉著名学者杨雄《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生于石纽,其地名痢儿畔。”东汉赵晔《吴越春秋R26;越王无余外传》:“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剖背而产高密(即禹),家于西羌,地曰石纽。石纽在蜀西川也。”《水经注》:“禹生于蜀之广柔县石纽村。”即今之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境内的石纽山下石纽村。
1992年及2007年,在北川召开了全国“大禹文化研讨会”,决定在此建立“大禹文化研究基地”。这是史学界的盛世,值得庆幸。但禹之父子一直在泰山地区治水,其祖其裔均在泰山地区的龙山文化圈内,怎么会生于蜀地?柏杨在《中国人史纲R26;传说时代》中就很不理解地说:仅从传说大禹治理“这九条河流29的数目上就使人大大的震惊。从黑水30到长江口,航空距离有三千公里之遥,仅仅徒步游览一周,恐怕都需要几年时间。而且此时还没有铁器出现,完全依靠烧石浇水的原始方法去开山凿洞,姒文命不可能在如此短的十三年之内,完成这么多艰难工程”。笔者考为显然是祖居于泰山、蒙山前蚩尤之裔——祝融氏的蜀族南征后的结果。罗泌《路史R26;前纪》祝融氏“以火施化,号赤帝,故后世火官因以为谓”。《史记R26;楚世家》:“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祝融,古谓烛融,承袭蚩尤之虫;蜀族即蜀山氏,在甲骨与金文中是长着一只大眼睛的虫或 ;禹母为有莘氏之女,有莘即帝喾高辛氏。
徐旭生认为:“大禹主要治理的是黄河下游水患,以冀州为中心,施工最多的地方在兖州。”2002年春,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在海外文物市场收购了一件西周中晚期《遂公须》青铜器,首次发现大禹治水铭文:“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这与古籍资料所言完全相符:上天命大禹规划土地,顺着山势疏浚河川;根据土地差异,征收贡赋,使民众下到平地,对民监察以德,因此禹受到配天之享,成为民之父母。遂公即遂国国君,商汤时建国。他即是曾与神农作过战的斧燧氏之裔,也是舜之裔,鲁庄公十三年(-681年)被齐所灭。今宁阳北境有古禹王庙,千年古柏参天,西邻白马庙村及夏庄,唐代之前称其地为禹王村,传为大禹出生地。这一带恰恰是顾祖禹所考的禹之祖父颛顼母蜀山氏之子昌仆的居地。而与之相邻的今肥城市就是当年夏代的肥子国,而东邻泗水有崇国故址、新泰有禹城和夏家庄及翟镇、平邑和泗水则是夏的卞明国故地。这证明禹之父子乃至祖辈,其出生地及其居地仍是汶泗流域。
颛顼少子阳,在泗水之南的微山湖东岸薛河流域建立任姓部落联盟。夏初,阳的12世孙奚仲正式建薛国,任为国君,又是夏王朝中央官吏的“车正”,故史称“奚仲造车”、“奚仲为夏车正”,都城故址在今枣庄市薛城。后曾迁都于邳,即今微山县夏镇西北 灌城镇。奚仲12代孙仲虺又还都薛城。仲虺之后为臣扈,任商代第十五大戊之国相,又将都迁回邳;又一国君祖已任商23代王武丁之国相。春秋后期迁都下邳,即今徐州市东南古邳镇东,降为宋的附庸,约公元前350年被齐所灭。又据《太平御览》卷82引《蜀王本纪》:“夏禹生地在四川汶山,广柔县人。”此乃系夏后之裔进蜀后的演义。
史记R26;夏本纪》:“禹行自冀州始”、“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禹曰:予娶涂山,癸甲,生启予不子,以故有成水土功”。大禹治水及考察是从帝都冀州开始的。冀州,古九州之一。《淮南子R26;地形训》:“正中冀州曰中土。”《山海经R26;大荒北经》郭璞注:“冀州中土也。”顾炎武《日知录》:“古之天子帝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故书皆称中国为冀州,或曰中土。”汶上县古称“中都”。今与宁阳禹王村相邻的新泰境内有禹村及禹氏家族,族人均言系大禹后裔。
大禹接受鲧治水无功而被诛的教训,三过家门而不入;娶涂山氏女第四天便离家治水,所以才取得成功。涂山氏为古部落名,在涂山,禹曾在此大会诸侯、铸九鼎。史言在今安徽蚌埠市怀远县境内,或言在四川重庆真武山。《国语R26;鲁语》所言:“禹致群神于会稽山”、“禹葬会稽山”;《史记R26;封禅书》引《管子》语“禹封泰山禅会稽山”即指蒙山。《左传R26;哀公七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说明禹在涂山会盟诸侯,已是部落联盟首领。
夏本纪》又言:“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阳城在今沂南县。《世本》亦言“禹居阳城”。其北有箕山,在今莒县北端齐长城下;山之阳曾是三代箕之国都及汉之箕县故城。《夏本记》:“益让帝禹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箕国,姜姓,其贵族长期在商任职,与周王室也有联姻,亡于战国初。今河南登封县东南也有箕山,应是后裔的借用名。
《史记R26;殷本纪》引商汤之语:“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东为“江”非专指长江,郭璞注《山海经R26;东山经R26;泰山》释江:“一作海”。石泉在《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中释江为沂水。证明禹一直活动在泰山、蒙山一带。北大考古学家严文明《黄河流域文明的发祥与发展》31:“夏的四至就是大禹治水的疆域。”2007年夏,笔者为考察当年大禹曾在沭河疏通河道,在今郯城镇正东、马陵山南头的沭河大桥头,眺望东北方,为风光旖旎的“禹台柳莺”自然景观。这里便是《山东通志》所言的“禹凿山口处”及《水经注》所云“禹凿马陵山以通沭河”之地。由窑上村民72岁的杨恒福老人带领至现场:山口恰处于马陵山南端,北岸为山南头村,原有高崖,后凿毁建房;南岸石壁高耸,高80余米,顶为钓鱼台,有石桌、石床、石鼓,传为禹筑石台,这就是著名的“禹王台”,今属江苏省。此山口宽约200余米,即是禹王疏浚沭河的佐证,凿之痕迹十分明显,中央已成为冲积土丘,被北岸南头村和窑上村村民辟为农田,但东侧依然是沭水汤汤。其河谷东岭为汉墓群,再东约10公里即为羽山。泰山周围也留有很多大禹治水的遗迹:泰山东北麓济南东郊有龙洞山,又名禹登山,传大禹治水功成后登山以观;东麓今莱芜市东北和庄之北有禹王台,南有禹王山。禹王台上有清乾隆六年(1741年)《重修虞望山泰山行宫记碑》:“莱邑虞望山即原山也,然山以虞望名者。山有二峰:东则神禹祠,西则泰山行宫。”后来,文史学家将禹演绎成到全国治水的禹王了。所以《诗经R26;谷风之什R26;信南山》:“信彼南山,维禹甸之。”高峻的终南山呀,也都是经过禹的治理啊!
禹继舜的王位后,“禹任皋陶、伯益以国政”。伯益为东夷族鸟夷的首领,少昊之裔,被舜命为当时的“九官”之一的虞,负责治山泽、调驯鸟兽,因“始食于嬴,为嬴姓”(《路史R26;后纪七》),封为嬴姓部落酋长。后来又佐禹“平水土”,发展畜牧,开垦土地,发明凿井之术。由于他功绩卓著,“禹尝荐益于天”而被选为大禹的继承人,并“封之百里”,其封地嬴城故址就是今莱芜市西北瀛汶河上游——羊里镇城子县村一带。嬴在殷商为封国;春秋为齐之嬴邑;秦为嬴县,济北郡治设此;汉武帝封泰山时“割嬴、博二县为奉高”,专祀泰山。
《竹书纪年》载,禹子启即位于夏邑。后来南下西迁,所以今之安徽省砀山县内及河南东部仍有夏邑之古地名。春秋时临沂北有禹邑,又称“启阳”或“开阳”,即禹之邑,启之都也。今县级《临沂市志》载:“公元前11世纪初,禹国建立,城址在今南坊镇禹之古城村,国君系子爵,云姓,夏后氏之裔。公元前492年,鲁国大臣季孙斯和叔孙州仇,率领军队修筑启阳城,城址在今临沂旧城区……公元156年,避汉景帝刘启讳,启阳城改称开阳城。”今临沂市城区东有禹屋,城东南有禹王城古地名。《沂州府志》:“临沂古有康王射箭台。康王即禹之孙太康或少康。”春秋时,在苍山县内有曾邑,传为少康之子曲烈的封地。原来东夷族有穷国之君后羿,在夏初夺太康政权,后被其相臣寒浞(音茁)所杀,并夺其妻自立为王,生二子:寒浞封长子浇于过,在今掖县北;封次子壹于戈,在今潍坊寒亭。夏时的方国居于今山东省境内的还有:寒浞居地寒,在今潍坊东北;少康平定寒浞后置牟娄国,在今莱芜;禹之后观国,曾因起兵叛夏而受到征伐,在今莘县观城镇西;夏王相被杀之地斟灌,在今寿光县城东北;卞明国有两个城址,东卞桥在平邑境内,西卞桥在泗水,今有春秋至汉的卞城遗址;肥子国在肥城北;鄣在东平章城集,《春秋》庄公三十年(-664年):“齐人降鄣。”谭在章丘城子崖等。另外,夏禹召见少昊后裔防风氏时,因迟到而被杀,董楚平在《国语防风氏笺证》32中认为:禹杀防风的地点“也应该在山东泰山附近”。
夏桀失政,汤与有辛联盟欲灭夏,娶其女为妇。《列女传》:“汤妃有辛氏女。”并聘有辛国人伊尹为谋臣,任以国政。商王曾多次娶有辛女为妇,甲骨文中称“妇先”,而“先”、“亚先”、“先伯”均为辛人在商的官员。
孔子曾言:若研究夏之礼,要到杞国。杞为夏侯,至春秋战国时,东夏侯之国仍在今新泰市境。商汤灭夏封少康之后于杞,在今新泰境;周重封之杞在雍丘,今河南杞县。
国语R26;周语》:“昔夏之兴也,祝融降于崇山。”祝融即蜀族,是夏氏族之一,原在蒙山下,后到泰山下。《左传R26;宣公十八年》:“楚于是乎有蜀之役。”杜预注:“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博县即后来的泰安县。《读史方舆纪要R26;泰安州蜀亭》言“在州西”,即今泰城西道朗镇境内。
《国语》:“禹葬会稽山。”即指今蒙山。而南迁的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县城稽山门外有禹陵,旁有禹王庙,殿宇宏伟,内有禹碑。今羽山百姓传禹墓在禹山。泰山地区即包括蒙山,笔者以为禹陵当在蒙山前,惜无遗迹。
2、殷商。
《列女传》:“简狄者,帝喾之少妃,有戎之女,浴于玄丘之水,有玄鸟衔卵而坠,五色,简狄得而吞之,遂生契。”故《诗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其图腾为凤,又称玄鸟。商之祖为契,是帝喾次妃简狄所生,少昊之裔,曾任舜时教化人民的司徒,也曾助大禹治水。商的早期活动均在泰山蒙山前,其居地为蕃,即今滕县一带;先都于亳,后迁于泗水、泰安境内;再迁于殷,与夏禹同时被封于商地,故史称殷商。亳与殷均处在泰山文化核心区之内。
《帝王世纪》:“殷出自喾,子姓也。主癸之妃曰扶都,见白气贯月,竟感以乙日生汤,故名履,字天乙,是谓成汤帝。丰下锐上,皙而有髯,倨身而扬声,长九尺,臂四肘,有圣德。诸侯不义者,汤从而征之。将伐桀,先灭韦顾昆吾,遂战于鸣条之野,桀奔于南巢之山,汤乃即天子之位,以水承金,始居亳,为天子十三年,寿百岁而崩。汤娶有莘氏女为正妃,生太子丁、外丙、仲壬。太子早卒,外丙代立。”皇甫谧云:“商之享国也三十一王,是见居位者实三十王,而言三十一者兼数太子丁也。自汤得位至纣,凡六百二十九年。”《残义损善》:“纣败于牧野,悬首白旗,从黄帝至纣三十六世。纣二年纳妲己,二十年囚文王,三十年武王观兵于孟津。”殷之后目夷氏,又称墨胎氏,即墨子之祖,在滕县南,古有目夷亭。
郭沫若《中国通史》第一册33、杨向奎《夏民族起于东方考》34、徐中舒《殷商史中的几个问题》35、王玉哲《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36等均考证:商源于山东;杨宽在《中国上古史导论》37 “殷为东夷民族,在中国史学界已成定论”。《Mao.ZD与山东》38载:1952年10月底Mao.ZD到山东休假时,曾对许世友讲山东历史:“西周和春秋时,这里就属于齐、鲁、曹、滕等国。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后,建都‘亳’,在今天的曹县南。商的始祖契在蕃地就是今天的滕县住过。商代早期的活动在今天的山东西部、河南东部。契传到孙(相土),势力达到今渤海一带,定都泰安。商也曾在泗水建都,直到商第20代君王盘庚时迁都到殷,也就是今天的安阳。”商之远祖发迹于泰沂山区南侧,商族与东夷族有血缘关系,商的鼎、豆、壶、盉、觚等礼器是由大汶口文化中同类器物演变、升华而来的;商的殉狗、崇尚龟之习俗,也滥觞于大汶口文化时期;泰安大汶口、诸城前寨、莒县陵阳河等发现的图象文字被甲骨文所承袭。故而三代均有承袭关系:周袭于殷,殷袭于夷礼也。
夏初,商的活动中心在泗水及兖豫平原东南,古为沼泽、湖泊,契之六代孙冥曾在此排水辟农田,故《国语》:“冥勤其官而水死。”太康失国,后羿夺其政权期间,契之孙相土便依托泰山,在汶河两岸今桥沟村至满庄镇一带建商王城和东都。《魏书R26;羊深传》:博县有商王村。到北宋初年,史称“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就出生于徂徕山下的桥沟村,他即称此地为“商王城”;满庄西北有淳于村,这里有龙山文化至商周时期的遗址,并出土了商代铜器。《国语》有“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之句,自契至汤,与夏并行发展,历经400多年的奋斗,终于建立了商王朝。
商之初,封少康之后于杞。山东省博物馆研究员王恩田先生根据新泰出土的杞器及淳于戈、印等认为:杞分两国,商杞在新泰,周杞在雍丘。因周王朝不能扼制淮夷入侵,杞难以自保,即迁至今鲁南滕州一带。又因滕为小邾国的领地,故不久后又被迫迁回新泰故地。所以清道光、光绪年间在新泰曾出土了一批杞伯所作鼎、簋、壶等十件青铜器,其铭文与滕州出土之铜鼎基本相同,应是在此重新定居后所为。时至春秋初杞在新泰约历两代:杞武公前不断遭受鲁伐,又迫使武公东迁诸城附近,公元前719年,莒国出兵夺取杞邑牟娄39。为再避莒之侵扰,武公再北迁,于公元前707年灭州国,以州都淳于40为杞都。后再度迁缘陵(昌乐、安丘之间)。有的学者认为:缘陵也在今新泰境内。泰安日报社副总编姜华以为:“晋平公因母为杞国之女,故对杞大加扶持,公元前544年晋召齐、鲁、宋、卫等10个诸侯国,确定为杞修筑淳于城,杞复迁回淳于而定都于此,后遂被东夷族所同化。”1958年在新泰城区内又出土了“叔父癸”商鼎,是史书未载的叔国故址。
商时,在泰山地区还有众多的方国,如长勺、爻、纪、寺、于陵、诸、箕、菟裘、蜀、微、黎、薄姑、嬴等。长勺居地在今莱芜见马乡杓山,被周公东征时所灭,西周、春秋时为鲁邑,鲁庄公十年(前684年)著名的“长勺之战”就发生这里;爻在沂蒙山区,现代《易 经》大师刘子衡即言《易》为东夷人的杰作,组成八卦的“爻”应与此地有关;纪国,甲骨文为已,在今日照市石臼所南,后迁寿光城南纪王城;奄在曲阜城东;寺国,原史料记为在今济宁南郊唐口镇寺固堆,1995年在长清县五峰山镇黄崖村仙人台发现商周寺国贵族墓地,墓中腰坑、殉犬均为商人葬礼习俗,寺之故地应在此一带无疑;于陵在邹平东南小临池村东北;诸在诸城西南潍河南岸;箕城址在莒县北东莞镇齐长城之阳大沈刘庄一带;菟裘在新泰市楼德镇西;蜀即祝融后裔,在泰安市道朗镇,另一族裔分支南迁到四川成都;微在东平新城区西;黎在郓城城西;薄姑在博兴县城东南;嬴在莱芜市西北15公里的城子县村。
西北大学林剑鸣教授《秦史稿R26;秦人早期历史探索》(1981年出版)将秦与殷商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有三个共同点:均奉玄鸟为图腾崇拜;皆系以狩猎、牧畜为主的游牧民族;墓葬形制雷同,秦循殷制,不敢僭越:秦公大墓中只有诸侯级中字形和甲字形,而无天子的亞字形,证明其祖先同属一个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
3、西周。
周的始祖是后稷,叫弃,为帝喾正妃姜源所生,姬姓,舜时曾任主管农业的稷官。《帝王世纪》:“周,姬姓也,文王始修正,三年而天下二分归之。入为纣三公,年十五而生太子发,文王九十七而崩,太子发代立,是为武王。武王二年,观兵至孟津之上,四年始伐殷,为天子,以木承水,自邦徙都镐。武王崩年九十三,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后稷三世孙公刘时才定居于陕西旬邑,又传九世定居岐山之南的周原。周武王登基后,追思先王,封神农之后于焦国,封黄帝之后于祝国,尧之后于蓟,舜之后于陈,禹之后于杞。与此同时,还给灭商的功臣谋士封官进爵:把曾与禹一起治水有功的师尚父封营丘,国号为齐;把弟弟周公旦封曲阜,国号为鲁。这时,在泰山周围还有阳、州、刑、戎、夷、成、极、茅、郜、郭、根牟、曹、聊等国。周公旦辅佐武王灭纣后,武王崩而成王幼,周公摄政,故让其子伯禽任鲁之国君。但其兄弟管权、蔡叔等不服,纣王之子武庚便乘机与其串通,并联合东夷中的徐、奄、薄姑等邦国发动叛乱,妄图复国。于是周公毅然东征平叛,诛武夷、杀管权、流放蔡叔、偷袭准夷。获胜后,东北地区的息慎族还前来朝贺。由此可知,当时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仍很强大。《尚书R26;序》:“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曲阜东部交通受阻,于是伯禽率师经平邑北部东伐,在费地41作誓师之辞,大获全胜,由此占有徐、淮等大片东夷疆土。范文澜《中国通史》言:“周兵入纣都,大有俘获,据说光是宝玉佩玉就多至十几万块。”说明周文化是与商文化的高度发展密不可分。鲁国正因“据少昊之虚”和“因商奄之民”才取得重大成就。
西周后期至春秋,各诸侯国争斗不息,周天子势力渐衰,齐鲁崛起于东方,泰山文化重新步入辉煌时代,泰山、蒙山地区又成了华夏大地的政治文化中心,诞生了影响中国两千年的一代文圣孔子、兵圣孙子、史圣左丘明、商圣范蠡、医圣扁鹊、乐圣师旷、和圣柳下惠、名儒林放、名相鲍叔牙以及诸子百家、黄老道术、五行之说等,极大的丰富了泰山文化的内涵。
黄帝时建“万国”,尧舜禹“万国为治”,商周“三千诸侯大会”、“千七百七十三诸侯”。《荀子R26;议兵》:“古者汤以薄、武王以镐,皆百里之地也。”由此可知,五帝及上古三代时诸侯国很小,他们不可能远征千万里,是其后裔代代相传,前仆后继,才西达黄土高原,南进长江流域,北上辽东半岛,故而好多东方古地名、族名、国名也因东夷人的迁徙而多次被“克隆”到他处。
四、从系统学、考古学的角度佐证泰山、蒙山古史
钱学森、沈大德、吴廷嘉在《用系统科学方法使历史科学定量化》42中说:“系统学和系统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联系原理的具体化和深化。它的出现和建立,使我们多了一个新的工具,能从宏观的角度,透过极其复杂的历史现象,把握历史发展的总体运动,以及各个要素间内在有机联系。”这为我们研究泰山和蒙山史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
1、三皇五帝及三代之祖的共性和承袭关系
从古代的凤鸟及龙、蛇、龟等的名称、姓氏、图腾、族徽来看,都崇拜太阳神。太阳就是凤鸟,蛇和龟即是龙。如伏羲、太昊的名字就是太阳神,姓为凤,图腾为龙,这就是“龙凤呈祥”的来源。炎黄为伏羲裔,故炎黄及其裔或为龙,或为凤。黄帝裔帝喾为高辛氏,又称有辛,禹之母就是有辛氏女,所在金文中“龙凤”皆从辛:。蚩尤之名称在金文中就是“虫”—— ,舜就是鸟首人身—— ,禹也是虫—— ,说明炎黄之裔都继承了伏羲女娲的基因。他们为什么都崇拜太阳神和龙凤,因他们是东方人,即东夷人。“东”的繁体字是由“木”和“日”组成,即日出扶桑;扶桑树上原有凤鸟载十日,后被后羿射下九日而留其一来保护人民,成为万物生命之源。“龙”者,东方为苍龙星座;“夷”者,由“大”和“弓”组成,即东方巨人善射弓。大汶口男子平均1.75米,与同时代的半坡宝鸡组相比高出5厘米,这就是山东大汉的由来。
从出生地与祖居地来分析,他们皆以泰山、蒙山前的雷泽和汶泗流域为中心,不断向四周扩展。其原始都邑亦多在古冀州地区的穷桑、曲阜、陈、亳等地,墓葬多在泰山、蒙山下。《山海经R26;大荒南经》:“帝喾、尧、舜葬于岳山。”岳山即泰山。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中宣称:“上古史中的陶唐、有虞及夏、商、周之祖竟无一不葬于泰山者。”再从“五行相生”而言:太昊以木德承水,主东方;神农以火德承木,主南方;黄帝以土德承火,主中方;少昊以金承土,主西方;颛顼以水承金,主北方。然后是帝喾、尧、舜、夏禹、商契又是一个金木轮环。尔后周稷再以木德承水,主东方,直至秦皇汉武,……周而复始。故古人视“五行相生”为“母与子”的一脉相承关系。
2、近现代史学家研究成果与司马迁的观点趋于一致。
关于这一课题,因年代久远,古氏族部落又迁徙无定,故使历代史家对其稽考或注释各相径庭,为今人之研究带来很多疑惑与麻烦,甚而对一人一事或一地之名亦众所纷纭,莫衷一是。所以,我们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原则和史学发展的规律,牢记太史公“不离古文者近是”、制不定“三说符合,决非偶然”之教诲,从众家之繁缛纷杂的各种史料中取其精华,集其所长,潜心研究,细心推求。
其实关于如何对待古籍资料中的正确性,司马迁早在《史记》首卷《五帝本纪》中就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粗疏而不典范),荐绅先生(士大夫们)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阐发明了)矣,顾弟弗深考(不曾深入考求),其所表见皆不虚(不是虚妄之说)。《》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中科院原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李学勤在《古史、考古与炎黄二帝》中认为:“《帝系》这种三代统出一元的谱系,在近代备受学者讥评,以为子虚杜撰。不过既然各种古书都记有基本相合的传说,意义是不容抹杀的,我觉得如果细心推求,其中不乏启示。”这是两位史学家在两千多年的时空隧道里进行了一次默契呼应。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殷周制度论》43:“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昊之虚在陈44,大庭氏(即神农炎帝)之库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45,少昊与颛顼之虚皆在鲁、卫(今河南淇县),帝喾居亳(今安徽北部亳县)。”吕思勉《先秦史R26;民族原始》46:“《汉书R26;郊祀志》:‘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如其方。’以嵩高为中,乃吾族西迁后事,其初实以泰岱为中……可见汉族缘起,必在震方(即东方)也。”国学大师季羡林最近为泰山题词:“泰山文化实滥觞于远古,为中华文明之启明星。”就连熟谙(音安)古书的Mao.ZD主席也曾颇有见地的说:“据说三皇五帝中的舜帝和大禹都曾生活在山东。”47何新《诸神的起源》48:“从二十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看,位于中国东部以泰山、曲阜为中心的泰沂山区,乃是华夏文明最重要、最集中的起源之一。”
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R26;序》49:“我认为我国古书上说夏、商、周的祖先禹、契、稷,都是黄帝的子孙,同恩格斯说‘氏族起源于共同祖先,成了庸人学者绞尽脑汁而不能解决的难题’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不同意现行的一些历史著作那种夏是羌族、商是东夷族、周是羌族的一支以及部落联盟的首领由夷和夏轮流担任等说法。”此外,近现代众多专家学者也对文明起源于泰山、蒙山而相继著书撰文论述:著名诗人、学者闻一多有《伏羲考》50;山东史学家王献唐有《炎黄氏族文化考》51和《山东古国考》52;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向奎有《夏民族起源于东方考》(注:载《禹贡》七卷六七期合刊);考古学家吴金鼎有《山东人与山东》53;安作璋有《山东通史R26;先秦卷》54等。
3、远古帝王泰山封禅佐证皆为东夷人
由于三皇五帝的历史积淀,泰山既是东方的代表,也是中华民族大团结、大联合、大统一、大发展的象征,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历代帝王狂热追求的封禅大典:“封”即到代表天庭的泰山极顶设坛祭天;“禅”是到泰山下能代表大地之母的社首、梁父、云云等小山丘上筑坛祭地。司马迁认为:封禅是一种古老的礼仪制度,帝王功高德显,天下大治方行封禅。《封禅书》引《管子》:“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管仲所能记者,自无怀氏至周成王有12家,“皆受命然后得封禅”。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远古帝王的氏族部落均居于泰山周围,从黄帝和舜曾多次巡狩、登封泰山及游“赤水”之事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墨子》言:“黄帝合鬼神(各部落首领)于泰山之上。”《韩非子》记:“黄帝会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在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作清角之音。”栩栩如生地描述了黄帝率各部落酋长封祀泰山、大搞会盟的威严气派。蛟龙即太昊后裔,毕方是少昊部族,风伯为飞廉,雨师即屏翳,虎狼蛇凤就是以鸟兽为图腾的各部落名称。《五帝本纪》: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尚书R26;舜典》:“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五年一巡狩,群后四朝。”
庄子R26;天地》曾说黄帝“游乎赤水之上,登乎昆仑之丘”。昆仑即泰山,赤水应为汶水。何幼琦释《海经R26;赤水》为沂水。但据《海内西经》所记赤水“出(昆仑)东南隅”、“西南流往南海”而观地望,当为今之汶河。又据《尸子》:“赤县州者,实为昆仑之虚,其东则有卤水、岛山、左右蓬莱。”赤县即是泰山脚下的今泰安境。再据《汉唐地理书抄》辑《河图括地象》:“昆仑东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五岳地图,帝王居之。”神州即指泰山之阳的汶泗流域;五岳地图即源于泰山的五岳真形图。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泰安州官向朝廷奏请升府之事,开章即言“泰安古称神州”。神州即赤县,赤县即赤水之县,故赤水应在泰安境之内,这又是一佐证。
另外,从祭地地点分析,都在汶河上游:管仲所能记住的12个帝王中,除黄帝和禹外,其他均禅新泰境内的云云山。黄帝禅亭亭山,在大汶口遗址东北2.5公里处,自先秦时黄帝后裔即在此建庙祭祀,至直民国年间。笔者在此夯土高埠周围捡到大量地表文物,有商周鬲足,秦砖汉瓦和唐宗元明清陶瓷残片等。禹禅会稽,但不少学者认为旧时的会稽即今之蒙山。《尚书R26;尧典》:天子巡狩岱宗“柴,望秩山川”。“柴望”是巡狩、封禅仪典中的主要内容,即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今称横贯新泰境内的汶河上游叫柴汶;新泰西境楼德镇西南隅有东西柴城村,是春秋柴邑及汉柴县之故址,都是因“柴于上帝”而名,又让人看到了远古帝王的影子。
4、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是远古帝王活动的结晶
由于泰山是远古帝王和东夷人活动的中心,所以在其周围陆续发现了独立成长而又相互承袭的新石器时期东夷族系列文化:有8400至7500年前的后李文化55、7500至6400年前的北辛文化56、6400至46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4600至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及相当于夏的4000至3500年前的岳石文化57。其中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均发现了部落方国的原始都城遗址。丰富而翔实的考古资料证明,传疑中的“英雄时代”确实存在:伏羲氏与神农氏相当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北辛文化时期;黄帝与少昊、颛顼、帝喾相当于父系氏族社会和阶级社会初期的大汶口文化时期;尧舜禹则相当于奴隶制社会初期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
1959年至1979年,考古学家在泰山前洪冲积平原上的大汶口镇汶河两岸,相继进行三次考古发掘,共出土了189座古墓葬及房基、灰坑等遗址,内涵极为丰富。其中除最下层的一座属北辛文化,最上层有龙山文化蛋壳陶。后来,又在山东境内及江苏、安微北部和河南东部、河北南部等地,也发现了同类文化遗址,被考古界命名为“大汶口文化”。从数千座墓葬资料分析:早期为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中期为父权制确立,晚期为军事民主制向阶级社会过渡,揭示了东夷人从原始社会解体到阶级社会诞生的全过程,从而结束了“东方文化西来说”的错误结论。
大汶口文化就是以汶泗流域为中心,向四方拓展,这与历经近500年的黄帝氏族王朝以此为根据地而“迁徙往来无常处”相印证。黄帝与蚩尤大战约发生于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中期末,自此渐渐进入古国时代。黄帝登帝位,部落联盟的宗主国就对众多方国开始施实统治,并出现都城:“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者曰邑”。大汶口遗址就是中国最早的古国雏型,泰山学者苏廷光认为:因斧燧氏发祥于此,曾在此建都,所以疑为介于太昊与少昊之间的斧燧氏部落联盟的都城遗址。唐兰于1978年2月23日在《光明日报》上认为:“大汶口文化就是少昊文化。这个文化延续了两千来年,地域以山东大汶口、曲阜、兖州一带为中心,遍布古代黄河下游的南岸和淮河北岸之间,约有十几万平方公里,曲阜是少昊国的故都。”笔者疑为炎帝、黄帝、斧燧均曾在此建都。
早在三十年代初,中国第一批田野考古学家在泰山后洪冲积平原上的章丘龙山镇城子崖村,发现了一种以黑亮薄胎的蛋壳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但又不同于以红陶、彩陶为特 征的仰韶文化,因而被命名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是在大汶口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黑陶“薄如纸,声如磬,坚如瓷,亮如漆”,技艺高超,明显优于其他龙山文化遗存。1989年又在这里发掘出大型的龙山文化早期城址和黄河、长江流域最先发现的有夯筑城垣的夏代城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严文明在《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58中分析了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的特点后认为:“山东是龙山文化的故乡。”
当今论证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文明社会的形成有多种要素,但主要取决于农业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以及城池、军旅、宗教、文字、冶金的出现等,而这些要素都相继诞生在三皇五帝时期,又恰恰在众多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得到了证实。
城池与宫殿不仅是文明的象征,也是国家兴起的标志。三皇五帝均发迹并建都于泰山、蒙山地区,黄帝有万国,尧有万邦,这是中华文明初级阶段的光辉历史。黄帝“伐木为材,筑作宫室”。《吴越春秋》:“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廓之始也。”禹时的东夷族首领“伯益作井”等,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得到了证实。张学海在《城子崖与中国文明》中认为:“无论有没有防御设施,大汶口遗址都像是座初期的都城和城市,它是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滕州西康留也发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址,是黄河下游最早的城址;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城址还有城壕。章丘城子崖龙山城,城垣高筑,内有宫殿、民宅、水井、下水道等;城周围有40多处乡镇、村舍级的建筑,已形成“都、邑、聚”三级金字塔形等级社会结构。位于山东西部黄河西侧、徒骇河上游地区的教场铺及相邻的阳谷县景阳岗等龙山文化城址都是五帝时期的古国之都。它们就是文明初期的重要城市,是“筑城以卫君”的王者之都。在山东境内已知的龙山文化遗址约有千余处,分为四、五十个大小遗址群,都具有“都、邑、聚”三级社会结构,是东土的龙山古国。
诗大雅R26;瞻仰》:“城,犹国也。”城池的出现代表着高层次权力机构的诞生,进而是更大区域的联合,逐渐形成全国的统一,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恩格斯说:“在新的城市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的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近现代在全国共发现5000年前至4000年前左右的城址60多座,大部分都集中于泰山地区和中原一带。
文字也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图像文字,在莒县陵阳河遗址发现了20多个,这与黄帝大臣仓颉造字相吻合,而同时期仰韶文化的半坡、姜寨遗址所出土的多种符号则还未形成文字。李学勤认为:“大汶口文化陶文要比其他史前文化的陶器符号更接近商周时期的文字。”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尊上,还发现了祭祀太阳神的文字: ——上为日,中为火,下为山,唐兰释为“炅”,意为在大山燔柴祭日;笔者释为远古柴望或封禅的祭文,即阴阳交泰的“岱”的原始图像。
军事民主制是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时期,在频繁的战争中诞生了阶级与国家。《山海经》言蚩尤“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铸刀造戟,首将铜兵器用于战争;神农以石作兵器;少昊之子般作弓矢;后羿是神射手,为矢加上羽尾,“乘风而疾也”,在大汶口文化遗址中都得到了证实,证明山东大汉英勇善战由来已久。
《淮南子》说“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大汶口人和龙山人确实流行口含石子及拔牙、凿齿的习俗。《五帝本纪》:尧时“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包围了高山)襄陵(漫上了丘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山海经R26;大荒北经》:“禹湮洪水,杀相柳,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龙山城子崖遗址的文化堆积层中有一层薄沙,下为早期居民住宅遗址,上为黄土,这正是洪荒年代逼使东夷人西迁的铁证。黄帝时的神医曾执砭石针刺治病,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了玉砭石。
全国新石器中晚期考古文化有六大系统:泰山大汶口文化、中原仰韶文化、太湖良渚文化、长城内外红山文化、华南石峡文化、西南屈家岭文化,但大汶口文化及山东龙山文化不仅处于领先地位,且向周边辐射。当大汶口文化进入父系社会时,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尚处于母系社会时代。
东夷人为了开发新领地,从大汶口文化晚期至岳石文化时期,“把海岱文化的基因带往中原,促进了中原早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这些基因作为遗传因素流到了夏文化、商文化里头。”59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高广仁在《海岱文化对中华古代文明形成的贡献》60中指出:“大汶口文化中期之后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状况,在黄河、长江两河流域诸文化中居于领先地位。进入龙山文化时期,各史前文化得到迅速发展……纵观公元前第三千年间,海岱文化对经济生产至少在制陶、制骨可能还有金属工艺方面,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墓葬制度某些意识形态,可能还有原始文字刻划方面,也为夏、商文明的出现做好了准备,成为某些文明因素的直接来源。”在整个龙山文化时期,以华夏族为主体,团结中原各族,融合西戎北狄,共同创造了三代文明。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河南许多地方发现了众多的墓葬与本地迥然不同,随葬品均为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典型器物,所谓夏代“二里头(河南偃师县)文化”中也有大量典型的东夷文化因素,这就是大汶口人西迁的踪迹,是东夷华夏文化的延续和发扬。考古学家俞伟超在《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61中说:“4000多年前我国曾发生一次延续若干年的特大洪水,黄河、长江下游受灾尤重,一片汪洋……若再度发展文明,只能待洪水平息后方可逐渐恢复。据现有发现,在黄河下游地段,大体是到岳石文化后期,这种文化方从鲁西南一带由西向东地有明显进步,而至商代后期,商人又曾远征至山东昌潍地区,加快了那一带重新发展文明的步伐。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则要迟到西周至春秋时期,才由另一些吴越等族群重新发展起了具有相当高度的文明。”(注)
山东省考古所研究员郑笑梅在《东方文明的历史进程》62中指出:大汶口文化晚期,西进中原,南下江南,“大汶口人携带自己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高超的手工工艺为中国文明时代作出了杰出贡献……远在夏王朝建立之前,古代东方已经进入小国林立的时代。”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石兴邦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逻辑概括》63中论断:“融合到中原部落的第一支文化力量是东方各族部落、夷人系统的居民,大汶口文化后期即开始,一直到龙山文化后期和夏代初期。”
在泰山、蒙山前的汶泗流域发现了星罗棋布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有的还叠压着岳石文化层。据上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出版的地方志及考古调查,这些史前古遗址恰恰多集中于泗水、平邑、宁阳、新泰四个县市区:泗水有近百处,大黄沟乡演马坡村西南有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址,与风后村相邻的柘沟镇小朱家庄北有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平邑有61处,在诸冯村西的铜石村、蒙山前扬谢南墩、县东端岳家庄、县南端东石门村均有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存;宁阳有26处,在汶河南岸堡头村、古城村、官庄村、许家庄均系大汶口文化的原生地,下有北辛文化遗存,上有龙山文化遗存;新泰自城西南龟山至城东龙廷约30多公里即有20多处,市东鳌山之阳及鳌山之阴下演马村西南、市东南抬头寺、市西部瑞谷庄,均有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同样是汶阳田上的泰安仅5处、东平4处、肥城3处、莱芜3处。这进一步证明:汶泗流域就是远古帝王活动的中心,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就是远古帝王活动的结晶。另外,在青州市也是一个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最集中的地方,共42处,大多分布于弥河两岸及其故道一带。这里不仅是蚩尤和炎帝族的居地之一,而且还是商人之祖玄鸟氏即薄姑氏的发源地,在苏埠屯曾出土疑似商王大墓。

综上所述,就此课题而言:古史与考古资料虽完全吻合,近现代著名学者观点也趋向一致,但旧的思潮依然根深蒂固,因夏、商、周三代文明社会的更替兴衰均发生在黄河中游地区,所以两千多年来,传统的史学观点就认为:中华文明源于中原,并形成一元论。特别是考据风和疑古派之影响,否定了中国古典名著中的某些珍贵资料和史前传说中的部分真实性。尤其对《山海经》的全盘否定及对炎黄氏族源于黄土高原更是众口铄金,积重难返。从而造成真假难辨,直至今日不少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仍无视上述研究新成果和考古发现的科学性,仍将那些陈旧的观点搬进课堂、上网发布,贻误后学。
宋健于1996年5月16日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会议”上发言说:“超越疑古,走出迷茫,我国史学界对秦前的系统研究不足。一些外国人认为中国的文明史始于商代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历史学界自己的迷茫和纷乱……最使炎黄子孙迷惘的莫过于忽略黄帝的存在。”“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李学勤专撰《走出疑古时代》(1997年辽宁大学出版社):“过去我们的一些结论受过去出现的思潮影响而认识到的学术史的面貌,现在看起来与事实有相当大的距离……很多古人本来讲的是对的东西,后人却怀疑起来了,结果最后证明,古人的看法还是对的。”他建议“在学术上、文化上要有所发展,就一定要扬弃前人那个时代的局限,这是不可避免的,不这样做就不能发展。”
俯拾考古发掘一二例,结合太史公这段深切的体会,即可窥视当代史学必须与考古学紧密结合的发展规律: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发掘,揭开了华夏文明诞生的历史,批驳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证实了司马迁论点的正确性;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其所表见皆不虚”。同时,也为史学家、民俗学家破译《山海经》中的昆仑山就是泰山、钟山就是蒙山等重大疑点提供了可靠的证据。山东章丘龙山文化遗址中的蛋壳黑陶震惊了全世界;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出土,又证实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记孙子与孙膑为祖孙关系的正确性,从而解决了自唐之后困惑千年历史的疑案。尽管如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仍面临着艰难的研究任务。
由于大汶口文化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使东夷人处于领先地位,形成以泰山、蒙山为核心的政治文化中心,促使大汶口人向西开拓发展,至尧、舜时又遇到了上百年的暴雨洪水,逼使大汶口人再次西迁,故将三皇五帝及其族裔的名称、祖居地名逐渐带入中原,或“克隆”到全国各地。
邵望平在第一届泰山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64“两千多年以来,传统的史学观点就是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以黄河中游为发源地。它是以王朝的体系为正统,因为夏、商、周三代的更替兴衰都发生在这个地区,所以就形成了黄河流域一元论、文明是从黄河中游起源的……这是一种传统的流行的观点,在史学界仍然有相当大的影响,但近几年的考古发现,对这样一种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我觉得以泰山为标志的这个区域我们称之为海岱历史文化区,这样一个区系是扮演着一个非常光彩的角色。海岱历史文化区就是泰山及其周围,往西到华北平原西沿,往北是渤海,东为黄海,南为淮河故道。这个地区又恰好是古代政治家、文人活动的区域。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独立传统的文化区……据考古发现,大汶口人在大汶口时代和龙山文化时代,人种大量的向西方迁移,顺着淮河和颖水向西去。我们在河南许多地区发现相当多的墓葬完全和本地的不一样,而随葬品恰恰又都是大汶口文化时代的。在河南突然出现这些只有东方人才有的随葬品,可见是东方人迁移到了那里。”
根源找到了,就要借鉴太史公对待上古资料的观点,即“不离古文者近是”。还要大力宣扬近现代史学家、考古学家、民俗专家及古文字专家的研究新成果,排除疑古派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揭开两千多年以来层层迷雾的面纱,为国家完成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后又起动的“追寻中华文明起源工程”做出贡献!
笔者面对这一重大课题,甚感力不从心,在此仅是管窥蠡测而已,故谬误难勉,乞方家指正。
2007年冬初稿于岱下
2008年季春定稿岱下文苑

作者简介:1939年生于泰山脚下,1998年退休,现任泰山研究院研究员、名誉院长。原为山东省泰山志编纂办公室主任、编审,后任山东省泰山世界遗产研究会与齐长城研究会会长,是著名泰山学者和齐长城研究专家。曾主编《山东省志R26;泰山志》及向联合国申报的国家首批世界遗产——《中国泰山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并有众多专著及重要论文问世。1996年发起并组织了“齐长城考察活动”,编写出版了精品工程《齐长城》,曾多次受到国家建设部和省委、省府的表彰与奖励。现社会兼职:中国先秦史学会、方志学会、长城学会会员,中国书画人才交流中心、中国国际书画艺术研究院特邀研究员,山东省花卉奇石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孙子研究会、宗教学会理事,泰山书画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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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炎黄氏族文化考》1985年齐鲁书社
②见2007年中国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人物与菏泽历史文化》
③见1989年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泰山研究论丛》第一集
④1997年《华夏考古》第一期
⑤1987年时代文艺出版社
⑥2004年12月10日《中国文物报》
⑦战国齐邑,秦置县。《战国策R26;齐》:“经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马不得比行。”《史记R26;项羽纪》:“(项梁)引兵攻亢父。”正义引《括地记》:“亢父故城,在兖州任城县南五十一里。”即今山东济宁市南
⑧八世即:帝魁、帝临、承、明、宜、耒、裹、榆岡
⑨玉函山房辑佚书辑
⑩即引起旱灾的旱魃
11《庸城集仙录》:九天玄女为黄帝之师,是泰山圣母碧霞元君的弟子。袁珂疑即玄鸟神话《诗R26;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12在寿光北,温玉春以为青丘即寿丘之误,很有见地
13前540年至前528年
14京沪铁路以东、浚河以西、泗水之南为尼山丘陵区
15北美印第安人。在美国有1.4万人,加拿大0.7万人,有十几个部落集团。原住密西西比河中下游,后移五大湖流域。妇女从事农耕,男子从事狩猎,部分地区兼营畜牧,为氏族公社制。16世纪由五个部落组成“易洛魁联盟”,成为北美最强大的部落集团。美国独立战争时,被美英分化利用,惨遭屠杀,部分逃入加拿大。19世纪初,部分被迫迁入纽约等州的保留地。
161975年人民出版社
171996年人民出版社
18 1992年商务印书馆
19帝丘即今之河南濮阳
20即今河南濮阳
21 交趾奇肱,在今诸城、日照、莒县一带。《大荒西经》言在“赤水之东”;《大荒南经》:“方捕鱼海上”
22幽都又称幽州、幽陵。《海内经》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黑水即古泺水、洛水,幽都当于泺水发源的药山,在今历城西南泰山之阴山区内。
23即《尚书R26;尧典》所言:流共工于幽州,放灌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
24198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
25《海内北经》在‘昆仑虚东北’,今章丘、邹平一带
26即朱娥,《海内北经》‘在穷奇东’,今博山、临朐一带
27即凿齿,《海外西经》‘在昆仑虚东’,今沂源、沂水一带
282000年出版
29据史载,大禹曾治理弱水、黑水、黄河、渭水、洛水、济水、淮河、汉水、长江等九条河流
30柏杨还是旧观点,以为《山海经》中所说“黑水”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注入哈拉海。何幼琦释黑水即小清河,就是古济水下游
31616263载1993年齐鲁书社《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32 载1993年第五期《历史研究
331976年人民出版社
34载《禹贡半月刊》第七卷
35载1979年第2期《四川大学学报
36载1984年《历史研究》第1期
37《古史辩》第七册上篇
38 47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Mao.ZD与山东》
39今诸城西南20公里娄乡
40今山东安丘东北15公里
41今费县西北上冶镇毕城村
42载1998年第4期《历史研究》
431959年中华书局《观堂集林
44在今河南淮阳
45原以为在河北涿鹿,今考实位于汶泗流域邹城,涿鹿即邾娄
46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481986年三联书社首版、2002年时事出版社再版
49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50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册
511985年齐鲁书社
52 1983年齐鲁书社
531997年人民出版社
54198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
551989年在临淄后李家官庄发掘
561964年在滕州北辛庄发掘
571960年在青岛北部平度县岳石村发掘
581981年《文物》第6期
59见邵望平1991年《泰山研究论丛》第4集:《泰山在中国早期文化史上的地位》
60载《山东龙山文化研究文集
64见1991年《泰山研究论丛》第4集



 
tszz @ 2009-01-23 19:47

 

                                            ——李继生

1985年11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成为缔约国。1986年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联教全委”)向巴黎总部世界遗产委员会(以下简称“世遗”)推荐首批遗产清单,其中有泰山自然遗产。

泰山遗产的申报工作,由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城建局长甘伟林、风景处处长马纪群、年轻干部曹南燕具体负责。1986年10月,建设部城建局委托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泰山管委”)及正在泰山编制《总体规划》的北京大学地理系联合编写申报材料。泰安市政府和泰山管委极为重视,副市长曲进贤和管委主任李正明委派泰安市山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赵平一和管委副主任孙孟玺组织文物科专业人员进京与北大学者严格按照《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申请表格》(以下简称《表格》)的要求着手编写。但泰山遗产编写工作走了弯路,因为当时的申报样本仅是个提纲,到底怎么写,没有数。泰山是自然遗产,博大精深的泰山文化写不写?直到11月中旬,北大地埋系副主任风景名胜专家谢凝高到国家文物局与负责编写《万里长城》的高级工程师罗哲文交谈时才发现,人家是按照《表格》英文细目编写的。细目内容极为丰富,要求非常严格。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决定自然和文化的都要写,并要写好、写充分,但这与上报的下限时间只有20多天,在这危难之时,驻京同志与北大教授一致推荐时任《山东省志·泰山志》主笔的笔者赴京支援。我于11月15日连夜进京,第二天上午便于建设部领导和驻京同志进行座谈,任务极为繁重,务必与12月5日前全部结束,并达到第三世界最高水平,否则就意味着放弃申报权而永远失去申报资格。

我受命后便在吕继祥原稿的基础上与建设部领导及北大教授重新讨论了《表格》提纲、细目和编写方案。材料要求很具体,内容很多,其中仅是提纲就包括具体位置、法律地位、特征(又称鉴别)、保护情况和列入遗产目录理由等五大项。每项下设细目,均附说明,仅特征一项就包含描述和详细目录(又称说明和清单)、图表、摄影资料、历史文献目录等五个细目。这时距申报时间只有20天了,再除去翻译、出版,编写时间最多不能超过半月,只能叠压进行。我在大家的鼓励下,勇任执笔,赵平一、孙孟玺负责审阅润色,王杰、员顺基、姜丰荣、魏杰等同志负责收集照片、图片、制作幻灯片和誊抄、后勤工作;正在编制《泰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的北大地理学家谢凝高、美学家杨辛、园林学家何绿平、古建筑学家陈青慧等负责有关泰山地质、美学价值和部分申报理由及绘制图表等;建设部甘伟林、马纪群负责审定,曹南燕负责信息收集及联络工作。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刻,我与大家历经10个日日夜夜,严格按细目要求于11月23日完成3.5万字的初稿,影印后即刻分发到建设部诸领导及北大诸学者手中审阅。继而,综合大家的意见、建议,连夜进行修改、补充,三易其稿,于11月底完成5万字的定稿。但在修改过程中,翻译和出版又成为大问题,因是年底,曹南燕与外交部多次联系,没有人接受。在这关键之时,我与赵平一不得不硬着头皮闯到正在为我出版专著《古老的泰山》的外文出版局新世界出版社求援,最后经过多次协商,方欣然同意。我一边修改,一边让出版社英文翻译专家、美国人乔治先生翻译。这时正逢出版社既评职称,又搞年终总结,工作之繁忙可想而知,但他们为了使泰山屹立于世界遗产之林,从总编、翻译至打字员全力以赴,连夜翻译、打印、修改、校对,并专令印刷厂老工人负责印刷、装订、出版。特别是编辑部副主任张晓江和经理部副主任朱鹏鹤自始自终,严格把关,亲自动笔,亲自校对,一丝不苟地予以修订。在他俩的带动下,全社上下拼搏半个月,终于按期出版了烫金封面的精装英文版本《泰山世界自然遗产》,创造了外文局半个月出书的奇迹。12月10日由国家建设部副部长廉仲先生终审签字后,连同泰山影集和幻灯片资料一并送交中联教全委。

在编写过程中,为赢得时间,我昼夜连续作战,每天只能睡几个小时,一边修改、润色,一边跑出版社,为英译者解说泰山典故、专用词语及古文引文等,使其不致曲解原意。其间,建设部领导甘伟林、马纪群与北大谢凝高、何绿萍等多次审稿,不断与我们研究修改方案;曹南燕则及时把中联教全委有关世界遗产信息和国内其他申报遗产的信息予以通报。我们下榻的财政部招待所在各方面也给予特殊照顾;曲进贤副市长多次与我们通电话,不断寻问进展情况,一再表示:根据需要随叫随到;泰山管委主任李正明更是有求必应,要人去人,要车去车,要钱送钱,仅进京人员先后达几十人次,赵平一、孙孟玺交替赴京,日夜穿梭于建设部、科教文组织、北大、外文出版局、财政部招待所之间。全体驻京同志废寝忘食地为按期完成《泰山遗产》的申报材料而日夜拼搏。

1987年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回函表扬《泰山遗产》资料丰富而翔实,是第三世界中最优秀、最出色的版本。5月份教科文组织委派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协会副主席、62岁的新西兰人卢卡斯考察泰山。

卢卡斯于5月27日由中联教全委副秘书长、国际教育局理事会副主席贾学谦和项目官员徐钊陪同到达泰安,在泰山宾馆三楼会议室与建设部马纪群、曹南燕以及山东省建委处长王士义、泰安曲进贤和建委副主任类国庸、李正明、赵平一、孙孟玺、外办副主任孙健、邹沁园等同志进行了简短会谈。

卢卡斯高兴地说:“我特别欣赏泰山既是自然,又是文化的双重遗产,从泰山遗产的材料中看到了中国人的审美观,这将促进世界遗产的概念进行更新。一般说来,列入世界遗产的不是自然的就是文化的,很少有双重价值的遗产在同一个保护区内。今年将通过新的项目,其中有两项是双重价值的遗产:一是居住在保护区中生活了几个世纪的英国某一海岛,另一个就是泰山。泰山将对世界遗产的评价带来新的标准。过去的自然遗产是强调自然,自然派主要是欧洲学派。

目前参加世界遗产的有80多个国家,其中选21个国家为理事会会员国,项目的列入由他们研究决定。每年的12月召开委员会大会,6月份会务局进行研究和审议,12月通过。所以所有材料必须在12月之前送到,但不是所有的申请项目均能列入,有的因材料欠缺或考察不住,就要拖至第二年或者被否决。国际自然和自然遗产保护协会下设两个咨询机构:一是自然保护协会,一是文化保护协会,均由各类专家组成。我本人作为国家公园和保护区委员会副主席,参加了一些活动,考察了不少国家。这次又受遗产委员会的委托,前来考察泰山,十分高兴。泰山是自然遗产,但文化也不可忽视,如果泰山作为自然与文化的双遗产,我想大家都会满意。自然遗产项目由国家公园和保护协会来审议。评价遗产要看其条件,还要看管理水平,国际上很重视加强管理……第一我盼望已久的难得地考察泰山之行终于实现了;第二,原来我看了泰山的很多书面材料,现在又要亲自考察,实地看一看,甚为荣幸;第三我作为一个新西兰人,能通过考察帮助中国提交第一批世界自然遗产,更是荣幸,也是新西兰的荣幸。中国与新西兰有着共同的特殊个性,都对高山有神圣的感觉。”

卢卡斯于5月27日至29日对泰山进行了全面考察,我任主讲,全陪英语翻译为徐钊,兼听英语翻译为孙健、邹沁园、赵利勤。

卢卡斯考察泰山结束后,无限感慨地说:“泰山很好,泰山人更好。泰山后石坞的古松千姿百态,十分动人;三岔雁群峪很象澳大利亚新南维尔士和坤士兰州之间的大峡谷,这里是人工造林,重新创造了自然环境,其价值更高。”当论及世界遗产时,他说:“世界遗产具有不同的特色,要么就是自然的,要么就是文化的,文化源于自然,泰山文化源于泰山。从自然遗产的角度来看,自然环境带来了文化和其它很多东西。泰山具有自然的、历史的、文化的三重意义。以泰山古树为例,树本身是自然的东西,但古树又标明了它的历史价值。所以,泰山遗产使国际自然保护协会的委员们大开眼界,要重新评价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很幸运的是,今年两项遗产具有自然与文化的双重价值,将有助于使委员会制订衡量双重价值的政策。为了保持泰山的自然美,要制订长期的保护意见,对破坏性建筑要拆除,或者进行改造;新建筑一定要与自然景观相融合。泰山除具有双重价值的景观外,还有纯自然的景观,这是一个很好的特点,这意味着中国贡献了一种特殊的独一无二的遗产。它为我们开拓了一个过去从未做过,也从未想过的新领域。”最后,他还为泰山题词:“泰山把自然与文化独特地结合在一起,并在人与自然的概念上开阔了眼界,这是中国对世界人类的巨大贡献。”根据他的要求,我又向他提供了有关泰山动植物资源和地质图表资料,曲进贤代表泰安市政府向他赠送了泰山风光电影拷贝。

1987年6月中旬,卢卡斯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上向与会专家介绍了泰山,宣读了他的有关泰山世界遗产的论文;9月17日,中国教科文组织电告泰安曲副市长:“泰山已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接纳列入世界遗产目录,待年底大会最后通过,特此祝贺”;11月初,在巴黎召开了《保护公约》缔约国大会,与会的中国官员电传要求补充泰山自然遗产方面的资料,我又补充了50多项有关泰山自然资料方面的材料;12月7日至12日,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巴黎召开了第11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泰山自然遗产,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赏,人们纷纷向中国官员表示祝贺。同时,提出了六点建议:“限制游客人数;适当搬迁与遗址风格不协调的建筑;控制一些临时摊位数量;为让游人避开索道的注意力应在中天门以上新辟一条步游路;列出全部自然遗产清单;限制在遗产附近建高楼……”

1988年1月3日,中联教全委下达了《(88)教科全字001号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委员会于1987年12月中旬召开了第11届全体会议。会议正式批准我国泰山风景名胜区、长城、故宫、敦煌石窟、秦始皇陵(包括兵马俑坑)和北京猿人遗址六项文化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清单》。专此函告。”

由于泰山具有世界意义的地质科学价值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独特的美学价值,因此泰山遗产在巴黎会议上受到了青睐,并引起争议。文化遗产委员认为:泰山虽然归属于自然遗产,但它那五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是任何名山大川也不能与之相比,所以也应列入文化遗产清单。但在这之前,世界遗产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各管各的,要么是纯自然的,要么是纯文化的,互不掺和。鉴于此,巴黎总部便决定于1988年4月派文物考察团再次考察泰山。

4月2日,以诸葛力多博士为领队的专家组(其中有城市规划、环境保护专家、芬兰人诸葛力多博土及夫人,古建筑专家、英国皇族费尔顿爵士及夫人,意大利壁画家詹图马西先生,基金会人员因故未来)及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驻京代表泰勒和夫人(澳大利亚人)一行7人在中国科教文组织负责人师淑云陪同下一大早就到达泰安,下榻御座兵馆。建设部甘为林、泰安曲进贤、李正明等代表中主表示热烈欢迎。诸葛多力博士代表专家组表示了感谢,并兴奋地说:“我一直向往着参观泰山和岱庙,现在终于实现了。这次来泰山是中国6个世界遗产项目的最后一个,希望有最好的接触与洽谈。”我仍任主讲,赵利勤为翻译。上午客人重点考察了岱庙天贶殿壁画、汉柏、秦刻石及珍藏文物。在天贶殿内詹图马西向泰安博物馆馆长米运昌细致询问了壁画历史演变及受损原因,共同商榷了保护和修复方法。在炳灵门内,费尔顿指着苍劲挺拔的汉柏对夫人说:“瞧,这是活着的世界遗产!”

下午开始登山,穿过一天门、红门宫,漫步登山盘道,费尔顿又议论说:“泰山对我的印象很深刻,岱庙的建筑非常好。今天登山的人很多,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都登这座神山。从经石峪可以看出来,你们对文物保护工作做得很认真。”当专家们登至五松亭后,我介绍了“五大夫松”的历史演变,宾主在欢笑中共同补植两株新松。专家们在热烈掌声中跳进树坑,踏着新土载歌载舞;浇灌水后又一一在留言簿上签名留言。费尔顿写道:“今天植树是我们合作的最好象征,我们的友谊象树一样日益增长。植树对人类是件大好事,如果每人植一株树,世界就更美了。这次活动对我一生是难忘的经历。”尔后,客人又在朝阳洞北观赏了对松山古树,瞻仰了“天门云梯”胜景和巍巍岱顶雄姿。

晚上,有关人员就天贶殿壁画保护问题与詹图马西先生进行了细致的讨论。他结合大殿壁画保护问题,着重介绍了意大利保护和修复壁画的经验:“我对天贶殿壁画的保护问题很感兴趣,愿意与大家共同研究保护方法。但必须在现场取样化验分析后,才能做出判断,离开现场不行。我看到中国有个传统,就是重新绘画,这是不行的。意大利不这样办,主要是保护它。中国历史悠久,文化遗产很多,而且有各个时期的文化,所以如何保护是个大问题。北京故宫内有些地方是重建的、重绘的,应保持原来的样子才有历史价值。保护古物是很重要的问题,在泰安、莫高窟或其他地方均要研究保护问题,要深入进行讨论。我们在泰国、缅甸、拉丁美洲等地举办了这类保护文物的学习班,你们可与中国科教文组织联系,以后也可派人参加。

天贶殿壁画有80~85%的画面开始脱落,再过10年至15年,整个壁画就会毁掉。讨论保护问题,首先要考虑壁画表层及墙壁的湿度,观察有没有漏雨现象。还要分析环境,测量大殿内外的湿度和温度。意大利常用几种有机材料混合在一起加固壁画,然后再护理表层,亦可起到保护作用。

我们的名画受损后,往往用有机材料将剥落或快剥落的皮层粘上去,再用棉球慢慢把裂缝弄平,然后用日本的一种透明纸弄上胶水贴上去,待剥落复员后,把透明纸揭掉,画面就牢固了。”

最后,他希望有机会再来泰山与大家一起实地研究和解决壁画保护问题。

4月3日上午,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保护泰山资源讲习班》暨《全国第三期风景名胜区领导干部研究班》在御座宾馆举行开学典礼。甘伟林致开幕词,师淑云致贺词。曲进贤代表泰安市政府和省建委也予以祝贺。接着是外宾讲话。

泰勒:“我高兴地带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大家的问候。我代表专家组对建设部、省建委和泰安市政府对这次访问所进行的周密安排和热情款待表示感谢。我首先对自然保护工作做一点解释。联合国自然遗产协会于1975年成立。它是为了保护自然遗产和资金提供做工作的组织。我们的资金主要投入到对世界文明有价值的地方加强保护。现在世界共有158个国家参加了世界遗产公约,中国是在1985年参加的。在会员国中,其中有21个国家代表世界各地区,每年开一次会议,主要讨论吸收哪些新的遗产项目和资金分配等。世界各国已有288个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其中有67个是自然的,212个是历史的,9个综合的,泰山是属于综合的。今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对项目投资是270万美元,一分配就很少了,所以不能平均使用,要集中解决一些项目。有些资金要给予议论中的项目:对一些地方发生的灾难,就进行临时性资金援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技术援助、培训人员、开展宣传及对专业工作提供咨询服务。泰山已成为世界很出名的遗产了,今后要努力合作,要很好地进行保护。”

诸葛力多:“我愿到中国来已是由来已久了,我是代表国际文化保护协会来的。我们有78个成员国。我很高兴地希望中国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国之一。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培训工作,因这是中国与国际合作的第一个讲习班,所以我才能坐在这里。由于时间太短,希望各位组织者和参加者都要努力办好这个讲习班。我们看到了中国的6个遗产,其中泰山是最理想的。当我走进南天门后,我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觉,好似成了神仙。在中途又象皇帝一样植了松树,所以特别感谢大家的热情接待。”

诸葛力多博士还重点讲解了什么是遗产?介绍了世界上对文物保护、维修等方面在概念和观念上的演变及更新,同时介绍了世界先进保护经验;詹图马西利用幻灯片详细介绍了意大利关于保护和修复古壁画的经验。

下午费尔顿结合幻灯片讲解了对古建筑进行保护的具体方法,介绍了防护及维修方面的国际经验。建设部、中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省建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与专家组又就泰山遗产的保护进行讨论。泰山管委李正明主任首先对岱庙壁画、经石峪大字、古树名木、碑文石刻、赤鳞鱼保护及森林防火等问题做了介绍。专家们进行认真研究,反复磋商,其要点如下:

诸葛力多:“关于壁画保护问题可在泰山搞个短训班,到现场搞工作点。罗马每年为期四个月的学习班,你们可以写个报告,派懂外语的人去参加学习。石刻的保护工作也做得很好,环境保护也不错,所以我建议中国要与意大利联合起来搞,多方进行投资。泰山是以自然遗产著称于世,因此要少搞建筑,少搞人工设施。环山公路就很煞风景,如果在公路两旁植树可能会好些。”

费尔顿:“泰山的小商贩太多,不堪入目,与泰山风格不协调。铁皮房竟然也上了山顶,不伦不类,使我很吃惊。从总体看虽是小事,但对保护工作却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泰勒:“关于资金问题,我认为遗产委员会不可能拿出很多钱来办讲习班,最好让意大利与教科文组织搞双边协议办班。遗产委员会就是要培养专门人才。

关于泰山遗产保护问题,主要是技术与钱。世界遗产委员会每年仅200多万美元,分到各点就很少了。泰山最多几万元,所以建议今后再来一趟,搞个一篮子挎,集中解决一点问题。这次最积极的办法,是向澳大利亚弄点钱,邀请各国专家来讲学、研究。请你们把工作和目的要求提出来,搞个方案,由我想办法解决。

我们和中国人写材料不一样,回京后我给你们拟个题纲寄来,你们按题纲写全,在国际上可以找钱,也要动员基金委员会投资,先搞一两项试试。我们几个分一下工,争取多渠道投资。”

甘伟林做总结性发言:“专家们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泰山资源的保护及管理工作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下一步怎样落实合作?我们要帮助泰山尽快提出方案来。我们的共同意见很多,涉及的问题非常广,并不单是风景名胜区的问题,但这都与我们建设部有关,现在开了头,今后要密切联系,促进合作。谢谢诸位。”

曲副市长代表市政府向外宾赠送了纪念品。

最后,泰勒先生代表教科文组织宣布:“泰山既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文化遗产,并为世界综合遗产开了个先河,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从此,泰山成为世界著名的双遗产,也为世界遗产开创了综合遗产的先例。当时,因泰山而与其归类的共有9个,所以泰勒先生称为“世界九大综合遗产”。这次考察及讲学是泰山风景名胜区列入世界遗产清单以来的第一次技术合作项目。它为保护泰山资源同国际组织文化、科学领域内的全面合作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1991年6月26日李正明主任代表泰山管委与其它中国世界遗产的领导一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双遗产证书,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截止2005年底,世界遗产已由1988年的158个国家的288项发展到180多个国家的812项,其中文化遗产628项。中国共有31项,列西班牙、意大利之后,为世界第三位,已跻身于世界遗产之强。2004年6月28日至7月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园林之都——苏州召开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同时在北京召开中国8家申报世界首批地质公园大会;2005年7月中旬,又在南非召开了第29届世遗大会,批准24项世遗产,其中包括中国澳门的历史建筑群。会议对全世界各国面临的21世纪遗产环境保护问题提出更高的要求,并达成共识。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时代的呼唤,泰山世界遗产必将在21世纪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2005年9月2日



 
tszz @ 2009-01-23 19:45

 

李继生

泰山,“峻极于天,发育于物”。《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诗经·鲁颂》:“泰山岩岩,鲁邦所瞻。”西晋张华撰《博物志》:“泰山一曰天孙,言为天帝之孙也。主召人魂,东方万物之始。”故古人视泰山为国家之镇山,生命之源泉。五千多年的文化积淀,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历史文化的缩影,是国家之柱石,民族之脊梁,华夏之灵魂,万民之希望,也是矗立在炎黄子孙心灵中的一座神圣丰碑。正因如此,自古至此,除兵燹战乱之时,它一直受到执政者的爱护和全民的关注,人们对它的一草一木、块石粒土都倍加珍爱。史载,远古帝王登泰山,怕恶伤泰山草木而将车轮用蒲草包裹;汉武帝登封泰山时为保护泰山环境,并借此制造神秘气氛,仅携15岁的霍去病之子奉车霍子侯登泰山;唐玄宗登封泰山时,因“灵山清洁”而下诏“不宜多人”,仅携少数侍臣登岱顶;宋真宗封禅泰山时“树挡道而不伐”,礼毕后下诏:“泰山四面七里之内不准樵采放牧。”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因游人香客和邑民常在岱麓王母池东侧的梳洗河内污染溪水,泰安知州便下禁令:“诸人无得于池上下作秽,如违决杖八十,当职准此。”为使泰邑家喻户晓,知州又与县令合行发榜,昭示州县内外,并将禁约刻于溪东崖上,以告诫来者。(李继生著《泰山游览指南》)

当时代发展进入20世纪中期,苦难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党的各级领导依然传承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于这座与整个民族历尽风雨沧桑、饱受创伤的泰山,更是屡屡关切,倍加珍爱,使其尽快复兴荣华,发扬光大:1982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1986年成为著名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2001年被评为全国首批4A级风景名胜区;2002年荣膺“中华十大名山”之首;2006年又被公布为世界地质公园。

回顾历史,最为关爱泰山与感人肺腑的莫过于周恩来总理:从百废待举的建国初期,到整个华夏大地在“大跃进”的共产风中被吹得云山雾罩之时;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人鬼巅倒的狂疯高峰,到总理生命的最后岁月,他老人家在百忙中,在危难中自始至终以高瞻远瞩,坚韧不拔的泰山精神而忠贞不渝地呵护着泰山,使这座博大精深的宝库免遭灭顶之灾。

一、建国初期,周总理指示“山前不准开石”

1951年下半年,有人因建筑所需,无视法令,将古帝王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时的祭地古遗址社首山凿毁,夷为平地。同时,有人在泰山风景区内的黑龙潭水库西侧的“科学山”(系当年冯玉祥将军在泰山时命名的科技园)上乱打文物石、风景名。(《泰山志·大事记》)

社首山,是后土大地的总代表,也是华夏民族“厚德载物”的具体体现,是古帝王祭地场所梁父、蒿里、云云、亭亭之统称。1931年春,中原大战时,国民革命军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马鸿逵部曾驻守泰安,在社首山西侧的蒿里山顶修建《讨逆阵亡将士纪念碑》和烈士祠时,偶然挖出了唐玄宗祭地玉册,后传马将国宝卖给了美国人,成为历史疑案。1990年7月,在我接待台湾中央研究院的著名学者管东贵为首的“文物考察团”考察泰山时提及此疑案,台湾故宫博物院玉器处处长邓淑苹女士告知我:“当年不仅挖出唐玉册,还有宋真宗祭地玉册,1950年马将军赴美就医,将其存放洛杉机银行;1971年马夫人遵将军临终之命送回台湾,现在我院保管陈列。”从此国宝疑案在大陆历59年后,方真相大白。(李继生《唐宋玉册疑案丛考》)根据史料记载,社首山下还应埋藏着周成王和唐高宗的祭地金简玉函。

1952年初,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有人破坏社首山事批示:“根据有关部门反映,部分群众在泰山科学山上乱打山石及社首山被毁,应立即调查处理,坚决制止。”山东省政府和泰安专署逐级传达,很快制止了这股乱打山石、破坏泰山的歪风。(《泰山志·大事记》)但后来,又有人在科学山上偷偷地乱打山石,周总理再次根据人民来信的反映,于1955年又专门批示:“在科学山上不准打石!”

令人气愤的是,个别人对总理的批示阳奉阴违,对泰山的破坏没有中断。1958年,有人借“大跃进”共产风之势,又开始在山前山后乱打山石。周总理于1959年再次批示“山前不准开石,三岔五沟(位于泰山极顶西北侧桃花源)不宜开采。”又及时制止了破坏的扩大。(摘自泰安市档案馆存1975年0080号文《泰山管理委员会会议记录》中的泰山林场负责人李心鲁回忆发言)。

二、十年浩劫期间,周总理多次指示“派得力同志查办”破坏泰山事件

泰山在“十年浩劫”中更是多灾多难,不堪回首:砸毁碑刻、铜像,拆除寺庙、古建,滥伐林木、古树,乱打山石、名石,恰似一阵阵恶浪袭来,要“水漫泰山”。特别是1968年撤销泰山管理处后,泰安地区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地革委”)成立了泰安军分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影展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影展”)驻岱庙代管泰山。文物干部被一鞭赶到“五七红校”接受“再教育”;1969年,地革委成立“泰改小组”,地革委副主任造反派头头国恕连及常委张正经把泰山林扬、泰安林校、泰山果科所合并后,成立了“五七大红校”,党员干部统统靠边站,为疯狂破坏泰山大开绿灯。其间,国恕连在群众大会、职工大会上公开煽动:“泰山要彻底改造,泰山的树要替老换幼、吐故纳新。否则,别人一来看,泰山还是苍松翠柏,要酸枣接成大枣,去掉树林种葡萄。什么唐槐汉柏、秦松、三义柏,都是封资修的东西,统统杀掉,要给我搞400方木材。”刹那间,乌云滚滚而来,他们首先采用“大拔毛”和“剃光头”的办法,对泰山前麓竹林分场和泰前分场的风景林木大开杀戒。尔后,便产生了连锁反应,林场杀、大伙杀、个人也杀,国营杀、集体杀、大家都来杀,一片杀杀杀!从山前蔓延到山后,从东麓杀到西麓,从山下杀到岱顶,大有踏平泰山之势。根据当年的调查材料统计,仅1969年泰山林场的几个分场和几个大队就伐树6万多株,好多地方把碗口粗的成林树全部杀光。其中有:

山前万鸡山1958年植的7000多株刺槐和唐宋大国槐;

普照寺前、烈士祠前胸径60公分、高10米以上的大白杨,“九曲荷花池”前明代正德年间所植紫藤萝与古柏、大白杨盘根错节形成的天然 “藤萝门”、“藤萝坊”;

冯玉祥墓前的稀有树种大白椿和粗达70公分的唯一风景树大垂柳及一片大白杨;

高老桥、罗汉崖泰山仅存的3株金秋树;

红门宫明代古柏、后石坞古松、谷山玉泉寺金代大银杏也多遭砍杀。

泰前大队一次便杀成林树800多株,巴山分场一次杀松树80株。

徂徕山毁林3000亩;

灵岩寺伐侧柏150方、滥杀各种树木3万多株;

他们还计划将登山盘道两侧的古树古木“汉柏第一”、“三义柏”、“四槐树”、“柏洞”等全部杀光,并已刷上了油漆标了号,但因遭到林场职工和大队社员的强烈抗议而未遂。

山林竟如此遭到灭顶之灾。更为痛心的是那些历经1967年劫后余生的文物古迹和山石奇石再次遭重创:

岱顶碧霞祠大殿用范铜所铸的飞檐龙和脊兽接连被盗、乾隆御制玉碑被砸;

以后石坞大铜钟和岱庙所存铜器为代表的明代铜器被砸烂21吨、汉画像石两块,拆毁汉墓1座;

拆除岱庙太尉殿,将岱庙正阳门改建为水泥新式大门;

科学山锤打炮轰,三年毁石万余方;

泰山极顶名碑珍碣、风景石、名石奇石大都被砸毁。

特别是地处蒿里山与扇子崖之间开阔地带的著名“擂鼓石”被毁,严重破坏了西汉末年赤眉军依泰山为根据地的古遗址。此巨石是高大无比且孤立于山麓的自然石,上有平台,当年赤眉军哨兵就在此石上擂鼓传递敌情消息。石之东南里许为蒿里山,因赤眉军曾在此发号施令,故又叫号令山。新朝天凤五年(公元18年),琅岈郡人樊崇在莒县领导饥民起义,后率万人转入泰山,依托泰山扇子崖天胜寨和徂徕山天平寨为根据地,同王莽军英勇作战。后来发展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西进长安。泰山东南有徂徕山,中有号令山和擂鼓石,西北是“一夫挡关万夫莫开”的扇子崖,四点连成一线,成为赤眉军传递军情信息的生命线。

(以上见泰安市档案馆存泰山管理小组《证明材料》)

鉴于这种严峻形势,泰山文物工作者和林场正义之士,便不断向中央反映。1970年初中央《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四期刊载《泰山文物古迹和山林遭到严重破坏》。文中列举破坏惨状,触目惊心:“泰山林场带头滥伐山林,用来为私人盖房、做家具,向供销部门换取紧张物资,供私人享用;甚至把大批木材私卖肥己。截止目前,林场私伐树木已达五、六万株。周围生产队的社员也大量的偷伐山林,仅山前迎胜生产队就偷伐树木一万五千多株,葛条沟、朝阳沟和马兰沟等地数以千计的成材林木破砍光。解放后栽植的大小树木,已被砍得所存无几……从泰山极顶到探海石,沿极顶北端的自然风景石是岱顶的天然屏障,岱顶招待所为了盖房子,把这些石头全部打光。去年以来,泰安石料场不顾中央禁令,竟在科学山日夜不停地锤打炮轰,共打石头七千立方,而且至今还在采石。普照寺附近烈士祠的石头,被有些人打了一年多,连铺路的石头也被偷着运走。有历史价值的文物石也均遭破坏。如和‘号令山’齐名的‘擂鼓石’是保存了两千年的文物石,现被电机厂炸掉。”

在这非常时期,周总理阅文后非常气愤,但鉴于当时的形势,他于1970年2月5日批文:“请伯达、康生同志批。”次日,伯达批示:“建议由中央办公厅立即通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杨得志同志派人调查此事。山林文物要一律停止破坏。山林的破坏可能影响到水土流失,引起很坏结果。请杨得志同志将调查情况及处理办法报告中央。”当日周总理批示:“请王良成同志将此件和伯达同志批注报告杨得志同志,请他派得力同志去查办此事。”

从总理批转给“伯达、康生”再批文给杨得志,前后仅是两天,既可窥视当时的形势,更可知总理的急切心情和严厉态度,让杨得志同志“派得力同志去查办”。

果然,总理批示不仅非常及时,而且产生了强大的震慑作用和一系列连锁反应,阻挡了来势凶猛的飙风恶浪,挽救了泰山的厄运。

仅仅4天之后,于2月11日山东省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下发了“鲁核发[70]第55号文”:《关于认真做好文物古迹、山林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

继而,杨得志同志又亲自派人到泰安调查此事;

2月25日,泰安县革委会印发并张贴《认真做好泰山文物、林木保护管理通知》;

26日,地革委再次印发了《关于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并立即协助省革委派员展开全面调查。

(以上见省档案局存《文化大革命信访简的》第4期,鲁核发[70]第55号文)

1970年4月10日,中共山东省委核心领导小组向“周总理、伯达同志并中央”呈报《关于泰山、曲阜文物古迹和山林破坏情况的调查报告》:“经调查证明,中央《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四期反映的情况基本上是属实的。泰山滥伐山林、乱打山石的情况极为严重。王母池东南、虎山新村西坡的风景林、树木破砍光,护坡石被起走。普照寺和大众桥附近的二十余棵高大风景树全被砍掉。对松山、后石坞风景区的古柏亦被砍掉三十余棵。登山东西路两侧的葛条沟、马兰沟、朝阳沟、八里沟等处的水土保持林,凡是成材(八公分以上)的洋槐和杨树已大部分被伐。从泰山大桥至卫生学校,长达一公里的上万棵护岸林带,全被连根刨光。去年为建‘影展馆’,地革委生产指挥部擅自批准泰安石料场在黑龙潭风景区的‘西科学山’开山凿石一年之久……岱庙内有九块汉画像石刻,一块断为数块,一块当了过门石,其余七块扔置在‘炳灵门’附近;一块魏墓志铭,当了‘台阶石’。六九年岱庙内修建展览馆时,拆除了‘太尉殿’,并将岱庙南门改建成新式大门,使古建筑遭到破坏。地革委生产指挥部还叫‘影展馆’在泰山砸了铜器万余斤,其中有明万历年间的大铜钟、铜神像等……”同日,省革委为配合泰安的“查办”工作,经杨得志亲自审阅签发了《布告》,共七条:“一、各地革命遗址和革命建筑物必须坚决保护,严禁拆改和破坏;二、各地古建筑、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刻及雕刻、壁画等,都必须加以保护,严禁挖掘和破坏,地下文物概归国有,出土文物应一律交当地文化部门保管;三、各地失散的文物(如铜器、陶瓷、玉器、书画、碑帖、工艺品)和书籍、文献、资料等,要发动群众尽快地收集起来,交由当地文化部门集中保存,不得损坏;四、各冶炼厂、造纸厂、供销社废品收购站收到的文物图书,一律不得销毁,应当经过当地文化部门派人鉴定、拣选后再行处理……五、一切有历史价值的文物石、自然风景石、护坡石,要加以保护,严禁破坏,风景林区一律不得开山采石。……”

同年4月11日山东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又给泰安地革委核心小组发来信函:“三月五日《关于对泰山文物、古迹、山林破坏情况的检查报告》收悉,同意报告所提措施。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文物、古迹、山林的保护管理,坚决刹住破坏山林文物的歪风,省革委最近将发一个布告,并请郭景超同志亲自抓一下这件事。当前要着重抓‘山林文物要一律停止破坏’的落实工作。要结合‘一打两反’运动,深入揭发一切破坏山林文物的恶劣行为,坚决打击破坏山林文物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投机倒把分子;对参与上述破坏活动的其它人员,也要查明情况,加强教育,适当处理。”

(以上见省档案局A047-01-120)

4月中旬,总理批阅山东省革委会调查的《报告》后质问:“让你们查办查办,为什么只查不办?”所以杨得志火速电告泰安,不断追问:“破坏泰山的风刹住了没有?坏人抓出来没有?管理泰山的班子建起来没有?”为此,泰安地革委又火速成立了专案小组:不仅要查,一定要严惩法办。

(泰安市档案馆存会议记录与走访当年知情人所提供)

4月17日,泰安地革委泰安军分区“影展”办公室一边成立了专门调查处理破坏泰山的泰山管理小组和调查小组,一边向地革委呈送《关于保护水土、维护山林,整理王母池至红门沟坝的请示报告》:“根据中共山东省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关于认真做好文物古迹、山林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和传达周总理对泰山破坏文物、滥伐山林,可能影响水土流失,引起严重后果的指示,我们本着‘抓革命促生产’和开展‘一打两反’运动、大抓坏人与阶级敌人展开激烈斗争外,还组织专门班子对泰山沿途各名胜点进行全面堪察……”4月22日,山东省七O一指挥部新工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给岱庙“影展”递交了《关于对孙振、高振山二人违犯游览规则、破坏文物古迹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报告》:“新工人孙振茂、高振山等人于今年4月9日去泰山游玩时,用石头砸了碧霞祠的飞檐龙和玉碑……我们责成孙、高二人写出书面检讨交支部审查,然后在连队大会检讨,承认错误,表示悔改。”(原件现存泰安市档案馆)

1969年泰山首次对外开放,当年有五批外宾到泰安,但因泰山满目创伤,地革委某领导怕影响不好,不让外宾登泰山。省革委政治部领导于1970年4、5月份连续来电话质问:“是谁不让外宾上泰山?为什么?是哪个部门、哪个人挡住的?为什么?”

1970年6月1日,泰安机床维修站原筹建负责人宿广德写了《关于擂鼓石破坏情况的检查报告》,递交“影展”办公室:“我站在69年建厂时,从三联大队和迎胜大队共征地70余亩,擂鼓石正好在厂址的西北面,当时搞筹建的几个同志都不知此石系古迹。在69年3、4月间,迎胜大队在上面打了炮眼准备打石,三联大队因在自己的地盘上不准对方打石,但同意我们打。经此事后,才知此石叫擂鼓石,但由于我们无政府主义比较严重,错误的认为这又不是古物建筑,在这个地方又影响建设,另外,也看到此石很好,想打了用到建筑上,就叫石匠打了……使国家名胜古迹遭到了不应有的破坏,除做深刻的检讨外,并请领导予以处理。”(泰安市档案馆存宿广德《关于擂鼓石破坏情况的检查报告》)

6月8日,“影展”调查小组撰写了《关于后石坞树木被砍伐的调查情况》:“调查小组于六月三日上山进行调查,同去的还有林场与扫帚峪分场同志,并和熟悉当时杀树情况的雷达兵战士至现场察看:雷达部队组织战士在此杀枯松枝3000斤,锯20多株,每株一般锯3至6枝;转播台部队也锯10余株树枝当柴烧……”(原件存泰安市档案馆)

6月12日,山东省革委会向中央办公厅呈送《关于维修泰山碧霞祠等古建筑的请示报告》。

6月19日泰山专案小组写了总结性的《工作情况报告》呈送地革委:“根据中央首长和省革委对泰山破坏问题的批示、指示,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责成组织了由地区泰山管理小组、公安机关军管会、泰山林场、泰安县武装部、泰安建设局、泰山公社、泰前大队、泰山派出所等8个单位,组成13人的调查处理泰山破坏问题专案小组。自4月10日分两组开始工作,对破坏泰山滥伐林木、乱打山石的问题做了调查、落实和处理。在地革委领导的具体指导和人民解放军同志的帮助下,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抓住了重点、揪出了坏人,基本上刹住了歪风……根据省革委调查组的工作情况,我们分析认为:在破坏山林方面,泰山林场是重点。我们在林场依靠军宣队、场革委,发动广大革命职工,结合‘一打两反’运动,认真学习中央首长重要批示和中央‘九三三’护林通知(指196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下发的《通知》:对山林严禁乱砍滥伐,严禁放火烧山,严禁盗窃树木。不准毁林开荒……)。通过批判无政府主义和反革命经济主义,教育了大家,揪出了利用职权破坏山林的原竹林分场主任王秀峰,并于6月6日召开了地、县和有关公社、大队革委会负责人参加的‘落实中央首长对泰山问题重要批示的对敌斗争大会。’当场依法逮捕了王秀峰,从而镇压了敌人,教育了群众。

“破坏泰山的歪风四起。泰山公社泰前大队张玉林就是指山卖石,组织地下包工,疯狂破坏泰山风景的典型。我们配合社队干部,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座谈访问、组织调查其罪恶事实,性质严重,实为乱打山石,破坏泰山的首恶分子,必须依法严惩,已将材料上报地区公安机关军管会转县公安机关军管会处理。对其他胁从分子,按照政策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同时,配合泰山管理小组,通过会议深入实际,研究指定了石场。停止了乱打山石的非法活动,宣传了政策,刹住了歪风……我们这个小组已撤消,人员回原单位。”(泰安市档案馆存泰山问题专案小组呈送泰安地革委《工作情况的报告》)

7月24日,泰山管理小组对灵岩寺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山林、山石的保护情况写了《报告》:“总的来看,凡属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的唐代慧崇塔、宋代辟支塔、宋代泥塑、鲁班洞内唐碑,以及大雄宝殿、罗汉堂、古代建筑等主要文物,保护良好、未受破坏。但对某些附属性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还是受到一定损失,如碑林、汉柏、摩顶松、五花阁、黄茅岗、林木等,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泰安市档案馆存泰山管理小组呈送中共泰安地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对灵岩寺文物古迹等保护情况的调查报告》)

同日,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批转了泰山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泰山管委”)《关于当前泰山管理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泰山前怀沿铁路、公路地区,一定在确保自然面貌的完整,东起泰安县省庄公社的柴草河,西北至长清县万德公社的灵岩寺,一律不准乱打山石。要打必须到指定地点。”(原件存泰安市档案馆)

10月14日,泰山管理小组报请泰安县公安机关军管会严惩“在国际友人登山前夕,黑龙江省兰西县辽西公社和团结公社的外调人员王兴军、王纯正等4人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之一的岱顶碧霞祠北大殿铜铸脊兽‘仙人骑凤’用木棍砸掉后欲带走的盗窃文物犯罪分子”。后押回原籍处理。

(泰安市档案馆存泰山管理小组《关于请示惩办破坏古建筑碧霞祠的报告》)

由于周总理的批示和杨得志司令员的追查,才平息了这场黑旋风式的灾难,并成立了泰山管委会,专门管理和保护泰山。

三、周总理重病期间,批示制止在泰山乱修公路

1975年初,泰山林场为“搞好广播、气象和备战工作及促进旅游发展”,准备从泰山西路黑龙潭之上的竹林寺至中天门修一条林区公路,受到杨得志司令员的支持,并很快派工程兵参谋长、参谋前来堪察,泰山管委、泰山林场、林业局均派技术员予以配合。经勘察后,划定了施工路线,制定了施工方案:从登山东路的红门宫地震台开始为上行公路,经小罗汉崖、斗母宫、经石峪、葛条根沟、回马岭至中天门,在此与下行的西路汇合后再向上,经老牛寨东、裤档子口、万丈碑前、肝花泉子,折而向西北经独秀峰、舍身崖下,至碧霞祠西神门外天街东头的停车场。同时,为尽快施工,泰山管委会已派施工人员分别在斗母宫、朝阳洞、黄西河安营扎寨,并在葛条沟、黄西河、肝花泉子修建了小型水坝,以备施工用水。预算总投资36万元。

此项目上报中央,已病重住院的周总理知道后批示:“我们还很困难,国家急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目前泰山没有必要修公路。登泰山登泰山,何必花那么多钱修路呢?!”总理在生命最后时刻语重心长的话让泰山人世世难忘,代代铭记心底。

(以上根据泰安市档案馆所存资料及走访知情人所记)

泰山自1970年2月6日落实周总理批示之后,虽然掀起了一阵阵保护泰山和修建泰山的热潮。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因利益的驱动毁林事件仍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至1976年底,泰山共发生毁林事件179起,损毁成林147公顷,砍伐成树26万余株。(《泰安市志·林业》)这仍然是个怵目惊心的数字。1975年12月21日,泰安地委书记狄生在常委会议上,研究对泰山的保护与管理时深有感触地说:“泰山是座名山,我们应当管理好、保护好、建设好,意义重大。”1976年8月24日,周总理刚去世半年多,他又在常委会议上动情地说:“总理在世时有两次批示,如果不很好的控制,若干年之后,我们就成了千古罪人!”这时,泰安县县委书记乔树荣补充说:“还有个通报,也是总理签发的。”(泰安市档案馆存《会议记录》)

四、周总理关注泰山典籍的搜集整理

周总理在“十年动乱”的特殊年代里,不仅关注着泰山、亲自过问泰山和亲自处理事件,而且在搜集泰山典籍上也做出了贡献。1979年,北京图书馆《文献·创刊号》载,北图根据总理生前指示,曾从香港购进一批珍贵古籍,其中就有明代嘉靖年间方志学家汪子卿《泰山志》。当时的巡按山东监察御史雍焯为此志作序时开章即言:“岱往无志。”所以此书是泰山最早的志书,共4卷:卷一正文之前列图五幅,然后是山水、封禅祭祀;卷二记名胜古迹;卷三为颂岱诗文;卷四载泰安州治历史沿革、历代长吏政绩、乡邦名人、物产、祥瑞灾害、杂录等。《泰山志》门类齐全、资料丰富,是后人研究泰山的奠基石,至今仍发挥着它的重要作用。2006年5月由黄山书社出版、泰山学者周郢校证的山东省古籍整理规划项目就是汪子卿的《泰山志》。

 

周总理承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非常时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病疼折磨,仍念念不忘悍卫泰山这自然和文化宝山。总理是我们的楷摸,他的指示也是对后来者最庄严的警示。我们怎样对待泰山?怎样保护与利用泰山?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课题。泰山,是炎黄子孙生命之树的象征,也是国家安定团结和社会和谐发展的象征,保护它就是珍惜生命,就是创建和谐。总理的英灵就在泰山,总理的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敬爱的周总理永远与泰山长青!

 

 

2007年元月1日




 
tszz @ 2009-01-23 19:42

                 ——李继生撰文

我们泰山五老人路宗元、孙立华等同志,自1996年10月19日至翌年10月21日全程踏察齐长城以来,已过了整整十年,并由此已将齐长城申报为第五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天,为纪念那次历史性的踏察活动,我应北京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青年画家荣宏君及《北京晚报》记者陈玉珍、《中国绿色时报》特邀记者舒志钢之邀,于10月11日到16日再次踏察齐长城的起点城址、城堡等,使我感慨万分。既感慨10年的社会发展,又感慨10年瞬间对齐长城遗址的蚕食。

齐长城是春秋战国时齐国争霸天下的产物,是战争与和平的象征。它始自原古济水东岸,即今之黄河东岸低洼地带的济南市长清区孝里镇广里村北。因黄河曾多次决口,最后一次是清代咸丰五年(1855年)在河南铜瓦厢,使其北移,夺古济水而入海,成为今之现状。这里就是齐长城的西端,当地村民称之为“城子头”、“岭子头”,并有民谚广为流传:“南修长城挡大水,北修长城挡大兵。”这就说明是由“水防”变为“兵防”的历史变迁。1972年在此建农用机井时,曾挖出20多具尸骨,是累死的民工、士卒还是人牺奠基者?已成历史疑案。

据村民李瑞征老人说:“1958年之前,这里的土城墙有七八米高,非常壮观。”我们1996年出征考察时仅存土垄城址,呈梯形,底宽5.2米,顶宽3.7米,全长158米。垄上壁为农田,东接220国道。道旁有长清县人民政府于1991年所立《长城起点》标志碑。今之考察,土垄又被农田蚕食10余米。中国当代文物专家、长城专家罗哲文先生认为:“岭子头”是中国长城的源头。这里便是《左传》襄公十八年(前555年)十月,晋平公会诸侯伐齐“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之地。古平阴城即是春秋齐邑,其故地在今广里村东北的张庄。今之平阴城在广里村西南,为隋朝所置县城。

自220国道向东是河岸洼地与泰山西麓低山丘陵之交接处,当地人称之为“陡岭子”。城址底宽16.4米,高5米,石墙已坍为隆起的土石大垄。1996年考察时,岭之北坡有大型兵营遗址15处,片石叠涩盖顶的残存石屋10余间,今之兵营遗址仅见8处,石屋4间。陡岭子东部城址有80多米,已被刚刚建成的高速公路所毁坏。据山民刘太全老人讲:过去城墙像电线杆子那么高,70年代搞大寨田和建扬水站时都给平了,当时还挖出尸骨和铜剑等。我在此两次捡到商周时期的灰陶豆柄、罐、筒瓦及春秋战国时的灰陶残片等地表文物。

立于陡岭子之上,眺望黄河东岸的广袤沃野,自然引发了思古之幽情:这一带就是古地理学家所称为的“平阴地峡”,南可通鲁、宋、楚,西可接卫、晋、郑、周,既是春秋战国时中原诸国“阳晋之道”,横渡古济水,沿东岸往东北进攻齐国的要道,也是南北争战、会盟、通商之必争要冲。春秋战国时,在这里发生了好多重大战役和事件。所以齐国在此设重兵把守,是齐之西大门。如《左传》载,鲁隐公三年(前720年)“齐、郑结盟于石门,寻卢之盟也”;鲁文公十一年(前616年)“齐襄公三年,鄋瞒伐齐,齐王子成交获其弟荣如,埋其于周首之北门”;鲁宣公十八年(前591年)“晋侯、卫大子臧伐齐,至于阳谷”。

又如鲁襄公十八年(前555年),晋之联军伐齐,攻入平阴邑后又“以中军克京兹”、“以下军克寺”、“以上军围卢、弗克” 。就是在这次战役中,齐灵公登巫山,即今之孝堂山,远望晋军:晋军派司马搜索山泽险地,即使大军不曾到达的地方,也必定挂上一面大旗表示晋军已在此布阵。同时,晋军还下令每辆战车的左边走的是真战车,而右边则让人打着旗伪装成一辆战车,车后拴着木柴扬尘而行。所以齐灵公被晋军的虚张声势所震慑就率少数侍臣逃回齐都,晋军则乘胜追击。当追至巫山东北方的大峡谷时,因齐太监夙沙卫杀马堵塞险要关隘,把大将军殖绰、郭最挡在了关外,使其二人被晋军所俘。从此,居于大峡谷之中的峻峰就称之为”隔马山”,今称马山。其上有天王殿、灵官庙、后土殿、泰山圣母殿等,今为道教旅游胜地。

马山西北深谷中有小山村,叫杜家庄。庄之西有高险山崮,呈半岛状,从齐地伸向鲁境。其上有大型古城堡,横设五道城墙,站台、马道、垛口、石屋仍保存较好。这里是当年重兵把守的驻军兵营遗址。我在此曾多次考察,在马山东谷中曾捡到战国至隋唐时的地表文物;在杜家寨三次均捡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盆底、豆盘、瓮口等灰陶残片。因这里人迹罕至,故未遭到严重破坏,只是秦汉之后至抗日战争时期为后人多次利用,所以又加了好多垛口,更加规整壮观了。

齐长城围马山走了个马蹄形后,直插东南进入与肥城、泰安的交接处,然后折而东北,跨越泰前大断裂,即张夏大峡谷后进入泰山主峰区。

 

 

2006年10月26日




 
tszz @ 2006-04-14 10:12

 


 
tszz @ 2006-04-14 10:10


一、名称:
山东省齐长城研究会
二、成立缘由:
齐长城是古代齐国规模最为宏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全长近1000公里(包括复线)。它西起济水(今黄河)之畔,沿泰沂山区分水岭蜿蜒东去,然后向东北斜跨胶南高地,终止于黄海之滨,沿途行经济南、泰安、莱芜、淄博、临沂、潍坊、日照、青岛等八个地市以及它们所辖属的十八个市县区。
作为一道全局性、永备性的军事战略工程,齐长城是在春秋战国时代逐段完成的。齐长城所备御的国家,春秋时期自西向东分别为鲁国及晋、吴等盟国,莒国及晋、越等盟国。到了战国时代,则主要用以抵御三晋和楚国。
齐长城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就齐国历史而言,一方面齐长城有力地保卫了齐国的国家安全,另一方面齐长城也是齐国对外交流的重要纽带,有力地保障了齐国对外开放的传统格局。就中国历史而言,齐长城是中国最古老的长城,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长城之祖”,波澜壮阔的中国长城建筑史是由齐长城开始的,或者说中国历史上绵延长久的筑城自守的和平主义的文化传统是从齐国开始的。
齐长城是中国最古老的长城,是中国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历史文物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同时,齐长城还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其具有双重桂冠。
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经过数代学者的共同努力,齐长城调查与研究已经取得一大批可喜的成果,为齐长城研究的继续深入开展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然而,以往的调查与研究一般都缺少系统性、组织性,重复调查与研究的现象严重,而且齐长城的研究一般仅限于现象的描述和资料的考证。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又限制了齐长城研究的深化和成果的取得。有鉴于此, 我们认为筹备和成立山东省齐长城研究会是很有必要的,如此可以有效地组合全省乃至全国各方面的科研与文保力量,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展齐长城遗址的科学保护、合理开发以及学术考察与研究等活动,为推动山东省齐长城沿线旅游经济的发展及齐长城综合研究的深化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挂靠单位:
由于齐长城是在以孙武、孙膑为代表的齐国兵家军事理论的指导下,
兴建的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是齐国重要的军事文化遗产,因此经申请批准,本学会挂靠于山东孙子研究会,作为其二级学会。
四、业务范围:
在山东孙子研究会的具体领导下,本学会业务范围有以下几方面:组织学会会员有计划地开展齐长城的调查与研究工作;为山东省及齐长城沿线地方政府的齐长城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及时提供学术依据和合理化建议;组织召开不同规模的齐长城学术研讨会,并与齐长城沿线地方政府联合举办齐长城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论证会;根据具体情况,不定期编辑出版《齐长城学术论丛》,加强学术交流和舆论宣传。
五、机构设置:


 
tszz @ 2006-04-14 10:09


                                                                                                 李继生
        《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是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之大成,而齐长城则是两位兵法家论述战略、战术的战例实践基地。一部齐长城的历史,就是一部硝烟弥漫的春秋战国史。齐国兵法文化思想,上承《周易》、《太公兵法》、《老子》、《管子》,下启历代兵家兵书,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枝奇葩。吴齐两位孙子兵法的思想渊源就是儒家经典《周易》和道家经典《老子》中的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战争观。《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体现天人合一、刚柔并举的辩证哲学原理,从而引发出《老子》:“无为”而无所不为的“无为而治”及“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战略方针,形成齐国自姜太公至孙膑兵法思想核心。这一切均在齐长城的主动防御和综合性功能上得以体现。
一、孙子兵法与齐长城建设的战略思想
太公《六韬·论将》:“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管子·参患》认为:军队与战争是“尊君安国之本”。《孙子兵法》承其上而在《计篇》中言:“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膑兵法·见威王》:“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这些一脉相脉的思想,充分展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无为而治”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但是战争必须依靠人民,顺应民众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所以《六韬·文师》:“道之所在,天下归之。”《管子·霸言》:“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孙子兵法·始计》:“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战争和仁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要想使双方矛盾达到统一与平衡,即“欲王天下”,必须“厚德载物”、“举之必义”,还要国富民强,以财富为基础。《管子·七法》:“财不盖天下,不能王天下。”
齐长城自黄河(原济水)东岸,沿泰沂山脉分水岭直达黄海西岸,包括已发现的6条复线,延绵690多公里,其基址与墙体底宽10至15米,高8至12米,估算原土石方约8000万立方米。这样庞大的建筑,没有民众的支持和丰厚的物质财富是难以建成的。所以齐桓公登基后就着手实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战略目标,而齐长城的建设就是实现其目标的重要军事设施。这即是称霸的“定心丸”,又是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巨防。
关于齐长城的建置年代,虽众所纷纭,但我以为这是齐桓公称霸的产物,西段的始建年代至迟是晋之联军伐齐的公元前555年之前。其一,《管子·轻重篇》早有定论:“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并有“阴雍长城之地”。后来,被疑古派定为“驳杂不纯”、“尤复鄙俗”,但方家不可忘记:《史记》对吴孙子、齐孙子兵法记之甚确,而且言三皇五帝“其所表见皆不虚”。后来两部兵法重见天日,五帝之“传说”也被考古发掘证实“皆不虚”。历史的教训一再告诫我们,不要忘记司马迁在《史记·序言》中的忠告:“不离古文者近是。”古文即指春秋战国时的篆文,言之与古文献记载相符的便接近正确。其二,“齐筑防以为长城”(《水经注·汶水》引《竹书纪年》),春秋战国时称长城为防,所以张维华在《中国长城建置考》中认为:“防即长城,长城与防为一物之异名矣。”王铁军也在《齐长城与春秋商战》中说:“防与长城在历史文献中两两并存。”防,原为挡水的土坝,后来成为兵防,最早见于晋之联军伐齐:“堑防门而守之广里”(《左传·襄公十八年》)。其三,济水、黄河多次变迁。济水源出河南济源王屋山,东流至山东与黄河并行入海。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与山东交接的铜瓦厢决口北徙,夺济水之下游入海,故道变迁。所以西段之首的广里村古防门和夯筑土长城必然有所游移,故而土筑城基并非原物。其四,笔者在齐长城踏察中,捡到了不少地表文物,并调查了沿途的出土文物信息,具有一定的断代参考价值:在西段土筑城址以东的陡岭子和马山西北的杜家寨城堡内,均发现商、周时期的灰陶豆柄、罐、筒瓦和春秋战国时期的盆底、豆盘、瓮口等灰陶残片;在肥城复线城址上,捡到了春秋晚期的夹砂灰陶片;在临朐嵩山复线城址下,出土了大量春秋战国青铜器、兵器、擂石等;在沂山之阳的泰薄顶巨石缝隙中,有战国灰陶罐、盘之残片;在沂水和胶南,发现了春秋战国的灰陶片;安丘七支箭村农民在城址上种地,创出了春秋战国时的青铜器接头;在诸城马山北坡城址内,曾出土战国早期或春秋末的刻图石;清光绪年间,在胶南六汪镇周村北长城岭下,发现春秋时齐国“荆公孙敦”青铜器;清咸丰年间,在胶南灵山卫齐长城下的古城旁,出土了战国时以地名而名器的量器“左关和”青铜器等。“左关”即今之小珠山西峰下的长城遗址西峰关,说明西峰关早于量器。
人类社会自文明肇始以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又是劳民伤财之举,故兵家慎之又慎。《管子·七法》:“因粮于敌”、“军无辎重则亡,无粮则亡。”《孙膑兵法·见威王》:“战胜,则所以存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尽管君王与兵家慎之又慎,但是为了以战争遏制战争,他们还是修建了齐长城。这更进一步说明齐长城与国家生死存亡的利害关系。
二、孙子兵法与齐长城的建筑特点
《孙子兵法》继承姜太公“全胜不斗,大兵无创”的战略指导思想,进一步发展为“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孙膑则承上启下,其《势备》云:“凡兵之道四,曰陈、曰势、曰变、曰权,察此四者,所以破强敌、取猛将也。”这就是因地制宜,奇正多变,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变被 动为主动。这些战略战术在齐长城的建筑设计、建筑特点上都得到了充分利用。
齐长城的建筑原则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平原与谷地为土筑,丘陵地带为沙土混筑,山区为石砌墙体,体现建筑特点与军事思想的一致性。墙体设计主要是由梯形的堤防发展而来,故平原、谷地多为高大雄浑的土筑梯形墙体;山区为石砌墙体,随山就势,高上加高,险上加险,故墙面多为垂直的;特别险要的悬崖峻峰就以山险代城。这样的墙体,对内而言,望之固若金汤;对外,敌人见之,望而生畏。就城墙而言也是奇正多变,沿线发现了很多双面墙体、护坡墙体、加固加险的特殊墙体,还有在墙体外侧再附加锯齿形墙体。在古城堡中也是如此,有双层的、多层的环形城墙,在里面形成一个同心圆体,中间的突兀高地设指挥中心。
齐长城不仅有主线,而且还有众多的复线,层层设防,目前已发现了6条复线。如穆陵关和青石关一带,不仅有复线,还发现复线之外又有复线,难怪当地百姓传说:当年楚王伐齐攻下第一道长城即伤亡过半,问其老百姓,均言“齐王修了十条”,楚军闻声而逃。
齐长城是以长城为主线,点线结合、将士结合,功能齐全,联合作战。各军事要地和南北大通道谷口,也是层层设防:关隘、防门、便门、城堡、兵营营房;在城内外制高点上或平缓山坡上建烽火台、了望台、练兵场、跑马场、点将台等,形成共同御敌的综合性战场。这些复杂多变、因势而设的建筑群,正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精妙设计,也是孙膑“弱之胜强,柔以胜刚”的实践。
另外,在齐长城建设上,还有一个积极防御的超凡设计:一般在险峻的峰峦上所建长城,是沿山脊线前行,而较为平缓和开阔的峰岭上则利用山脊线的阳坡,将墙体建在与山脊线相距50至80米之间的陡险处,墙之阳面为规整的高墙,极为壮观,而阴面或有低矮石墙,或无墙体与山坡持平,墙体内填充沙石。这样不仅节省材料与劳力,还可形成双重城墙的效果:和平时,齐军将士居高临下,可分别在城墙和山脊线上俯瞰敌军动向;战时可利用山脊线到城墙的这段山坡展开猛烈冲杀,对敌形成泰山压顶之势。这就是《吕氏春秋·不二》所说:“孙膑贵势。”既实践了齐国兵家一贯主张的速战速决,也实现了《孙膑·威王问》所云:“以一击十,有道乎?”孙膑坚定地回答:“有,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样便能轻而易举的“举兵绳之”。
三、孙膑法兵与泰沂山区齐长城


 
tszz @ 2006-04-14 10:08

                                                                                                                 ——李继生

   齐长城是中国长城乃至世界长城建置年代最早,迄今保留最完好的古代宏伟建筑之一,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历代王朝和王朝之间、王朝与农民起义军之间争战的要塞,也是近现代山东儿女抗击侵略者,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是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屏障。
齐长城的主线及复线几乎囊括了整个齐鲁大地的著名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成为内涵极为丰厚的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融为一体的典范,也是齐鲁大地天人合一、绿色环保的象征。笔者于1986年11月执笔编写申报《泰山世界遗产》时,已将“泰山齐长城”列入申报资料的《主要文化遗产目录表·古遗址》中:“名称——泰山齐长城;年代——春秋战国;分布地点——自泰山西北麓黄河东岸,沿泰沂山脉分水岭直达黄海西岸,全长500多公里;突出特点——城址多为石砌建筑,谷地平原为夯土,最高处达8米,一般2至4米,横断面一般底宽6至8米,少数地方城墙仍很完整,垛口尚存,十分壮观;价值——为中国最早的古长城之一,是研究春秋战国史及古代战争的实物资料;现状——今存遗址大部在深山岭脊上,保存基本完好。”它既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万里长城的建筑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双重遗产——中国泰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珍贵文化遗产。同时,它还是2001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对它的保护与利用,研究与开发将成为历史的重托。
齐长城既然有“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双重桂冠,就应按照《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保护公约》)和2002年国家重新修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要求,以法保护。但在执行上是千差万别,为了更好的保护好齐长城和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必须了解国内外最新保护信息,从而学习最先进、最富有成效的保护经验,使我们尽量少走弯路或不走弯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在巴黎召开了首届世界遗产大会,诞生了《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有76个国家成为缔约国。同时,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和“遗产研究中心”,创立了“基金会”,建立了一个保护世界遗产的国际合作体系,并为这种合作提供了历史上第一个永久性的法律、行政和财务机构。历经30多年的历史,至2005年底全世界已有180多个国家成为缔约国,共有812项世界遗产,其中文化遗产628处,占总数的77%。《保护公约》向世界宣布:“各国一经签署该公约,即须保证保护本国领土内公认为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奇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国家已向世界人民提供了它们拥有的并应完好无损地留给后代的最美好的遗产……列入这份目录的古迹遗址,一旦受到某种严重威胁,即可增列入称为《濒危世界遗产目录》的补充清单中,以待采取紧急措施。”截止2005年中国共有31项世界遗产,其中文化的23项,自然的4项,双重的4项,已跻身于世界前三名,列西班牙、意大利之后。所以,中国人保护世界遗产的任务更为繁重,尤为重要。21世纪初,巴黎总部有位资深官员满怀深情地对中国官员说:“我们现在有的,你们将来都会有,但是你们现在有的,我们都永远不会有。”然而,中国的世界遗产正象国家建设部某领导告诫的那样:“桂冠来之不易,保住更难!”(见2003年7月11日《华东旅游报》)北京猿人遗址、敦煌莫高窟、万里长城、武陵源张家界等著名世界遗产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万里长城已于2002年被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列入《100项世界文化遗址观察清单》。这不仅为中国的世界遗产敲响了警钟,也为齐长城的保护敲响了警钟!鉴于此,齐长城的保护工作必须与世界遗产委员会和《保护公约》接轨,吸取法国、西班牙、日本、意大利等世界遗产保护强国的管理经验,找出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先以法国、西班牙为例。第一,都有严格的立法和完整的管理制度,成熟的操作方法:法国是以1962年通过的《马勒诺法》为依据,法国文化部负责管理全国的95处老街区,不能随意改动,内部的每一处维修都要报批,周边500米范围内不能改动,在遗产保护区的周围建筑风貌必须与遗产相协调;在管理方面,有的地方是国家与当地政府共同管理,有些古城堡散落在偏远的山区、农村,便利用村镇联合体管理;保护规划由国家文化部制定,而当地政府则负责实施。第二,处理好传统和现代发展的关系:在法国和西班牙的世界遗产保护区内,两者十分和谐,在托莱多和卡尔卡松古城内,现代化的汽车照样在砖、石砌成的老街上运行,住在外貌陈旧而古老的房子内的居民,尽情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当社会的发展已与古城的布局和功能不相适应时,他们便在古城保护范围之外另建新城,巴黎、里昂是这样,巴塞罗纳、托莱多、阿维拉也是如此。第三,不管是在繁华的巴黎老街区还是在西班牙的偏僻古城堡,都竖立着醒目的世界文化遗产标牌:标牌上不仅有名称和标识,还绘有遗产的平面、立体示意图,并有遗产的简要历史和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及与之有关的重要人物等,游人一看就知其大概。第四,既要保护好世界文化遗产,又要获得充分的合理利用:在两个国家里居住在世界遗产内的居民与古城水乳交融,大力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纪念品,通过保护性宣传带动本地旅游经济的发展,使遗产注入持续性发展的活力。
再看日本与意大利。日本奈良和京都是著名古都,也是国际闻名的保护最好的两个典型范例。如何保护与利用古都的文化遗产,是日本政府和奈良、京都地方政府的重要事业,首先在国家制定的《文化财保护法》指导下,先后制定奈良与京都《保护条例》,将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提高到是“未来文化创造的基础”、“现在和将来,都是提高和发展市民文化及地域文化的基础”。把市民作为主体,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全体市民共同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所以在这里仅有200多年历史的小庙也受到严格保护,对游人不仅限时限量,还得戴上特制口罩,以防二氧化碳损伤神像和壁画。
意大利有36处世界遗产,居世界第二位。他们具有丰富的保护经验和传统的保护历史。1988年4月中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遣文物考察团考察泰山时,意大利壁画家詹图马西先生与我们讨论岱庙壁画保护时说:“我看到中国有个传统,就是重新绘制壁画,这是不行的。意大利不这样办,主要是保护它。中国的历史悠久,文化遗产很多,而且有各个时期的文化,所以如何保护是个大问题。北京故宫内有些地方是重建的、重绘的,应保持原来的样子才有真正的历史价值。保护古物是全人类关注的大问题,在泰国、缅甸、拉丁美洲等地,经常举办文物学习班,你们的泰山和莫高窟或其他地方都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必须深入地进行探讨,不然就会毁灭很多文物。”我当时深受启发与触动,因这时全国各地正处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建设高潮期,好多古建筑、古街道、古城墙、古村镇、古遗址在阵阵轰鸣中被毁灭、被淹埋,悠久的历史在烟尘中消亡,文明的古国大地在颤抖!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齐长城属于不可移动的古遗址,我们应该严格贯彻文物工作“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国家文物保护法》既有大政方针,也有具体要求:第九条规定“基本建设、旅游发展必须遵守文物保护工作的方针,其活动不得对文物造成损害”;第十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第十一条“国家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文物保护的意识,鼓励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第十五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记录档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备案”;第十七条“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从喜马拉雅山到太平洋沿岸,造就了中西方两个文明的结合,5000多年持续发展的历史和独特的山水文化展现出地理与人文的多样性,对全人类做出了贡献,并具有几千年保护遗产的传统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就泰山而言,据史书载,远古帝王封禅泰山时为保护泰山的一草一木,进山的车轮子必须包裹上蒲草;汉武帝封泰山时为保护泰山的自然环境,仅携15岁的霍去病大将军之子车子侯登泰山举行大典;唐玄宗因“灵山清洁”、“不欲多人”而仅携少数侍臣登岱告天;宋真宗登封泰山礼毕后诏令“泰山四面七里之内不准樵采”,同时在蒿里山、徂徕山也禁止樵采;建国后,周恩来总理曾多次下指示保护泰山文物,严查“破坏社首山和擂鼓石”事件,并坚决反对在泰山建公路;2000年因泰山中天门索道改造工程引起全国著名专家学者的强烈反对;2002年因济南市在泰山下港四界首至蒿滩段的齐长城遗址上新建2000多米的仿明代长城,也引发了不少的风波。
由于中国风景名胜区及文物保护单位申报世界遗产的越来越多,在“申报”过程中也创造了一些好的经验,产生了“申遗效应”:具有2300多年历史的山西古平遥城就是在专家的呼吁中,没有被毁坏,才于199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清单》,如今小小县城每年旅游创汇2个多亿;2004年9月初,当地政府又作出决定:为了更好地保护古城,要将四成居民迁出老城。西藏自治区政府为申报布达拉宫及大昭寺“世遗”而改善与之相适应的历史环境,在全藏开展大讨论,使藏族同胞口服心服地拆掉与之不协调的众多新建筑,巴黎总部的斯里兰卡官员感叹说:“我走了40多个国家,没见过为申报遗产而下这么大的力量,做出这么大贡献”;洛阳市为龙门石窟申报“世界遗产”而改善环境,拆迁治理涉及43个国有企事业单位和700多户城镇居民和农户,市委市府认为“既保护文物本体,又要保护周边环境,文物本体应与周边环境和谐一致”,故而下决心全部拆迁,使珍贵的文化遗产给洛阳人民带来无尚荣光和骄傲,也赋予巨大的保护责任和义务:他们始终把文物保护作为全部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创造了全国著名的“洛阳模式”。
2004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听取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关于长城保护问题的汇报后,高屋建瓴地说:“长城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目前面临严重问题,突出表现在任意挖断长城修路、自然风化和不恰当的‘修缮’等3个方面。国务院领导同志已对长城的全面保护作了重要批示,国家文物局已经制定了长城保护的工作方案,并建议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长城的保护地位……文物保护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弘扬民族精神,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和民族振兴具有深远意义……文物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物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我们民族的根,文物保护是实现‘三个代表’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4年5月上旬“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博览会”在南京举办,同时举办了世界名城青年对话会,《青年南京宣言》承诺:“保护古老之遗存,赋予年轻之生命;传承历史之辉煌,创造文化之新声;维持发展之协调,实现文明之永续;消弭彼此之偏见,宣扬长久之和平。”美国城市规划协会秘书长、南京城市规划顾问苏杰夫在演讲中说:“中国的城市规划缺乏对历史和文物的保护,而且保护和发展存在着严重脱节。城市的领导人认为保护和发展是相冲突的,实际上经过精心规划,文物保护会提升城市的发展战略……城市规划的基本点应该是不断地考虑现在和未来的需要……中国的文化及其遗产应该是全人类的财富,当游客来中国的时候,他们想看到中国城市的风格,而不需要看到休斯敦(美国南方第一大城市,重要海港)在中国的翻版。”
2004年5月31日至6月2日,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支持下,在北京全国政协会议中心举行“保护中国世界遗产高级论坛大会”,专家学者指出:当前的城市开发建设与世界遗产地、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之间的保护产生了对比与矛盾,几乎成为一个困扰全世界的难题。在我们现阶段,这个矛盾显得尤为突出,未来10年是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城市建设突飞猛进的10年,如何持续有效地保护中国的世界遗产,探索与寻找城市开发建设和历史遗产保护的“双赢”模式和平衡发展道路是当前的大课题,在发展现代文明的同时,一定搞好对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将对我们乃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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